崔明月   陈熙   孙璞   燕凌

大量研究证实，过度使用电子产品与睡眠障碍、视力下降、注意力缺陷、焦虑抑郁等多种身心健康问题显著相关 [2][3] 。因此，识别电子产品使用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成为当前研究的重要议题。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儿童青少年的电子产品使用行为是一个受到多层次生态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现象 [4] 。在个体层面，性别、年龄以及心理健康状况等均对其使用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家庭层面，父母的媒介使用行为、教养方式与监督行为同样发挥关键作用。研究表明，父母自身的高频使用行为可能对儿童形成“榜样效应”，而缺乏规则或放任型教养方式则与子女的高风险媒介使用行为密切相关。相反，具备良好媒介素养的家庭环境与有效的监督机制有助于降低电子产品使用风险 [5]。同伴与学校环境亦是影响青少年媒介使用行为的重要因素。在以同伴认同为核心的青春期阶段，青少年常通过电子产品维系社交联系，这使得个体易对群体的使用行为产生模仿效应。此外，学校作业压力、电子化教学手段以及课外培训频率等，也客观影响着学生的电子产品接触时间与使用方式 [6] 。在社会文化层面，媒介内容泛滥、数字技术高度发展以及碎片化信息传播模式，对青少年尚未成熟的注意力系统构成挑战，进一步加剧了使用行为的情境诱导性 [7]。

本研究主要依托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为核心构建分析框架，并结合发展心理学视角（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Perspective）进行补充。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的发展是多层次环境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个体行为不仅受直接环境（如家庭、学校）的影响，也受到社会文化、政策导向等宏观系统的间接作用 [8]。鉴于CFPS 数据库家长代答问卷仅覆盖家庭与个体层面，未提供可直接利用的学校或社会层面核心变量，故本研究将生态系统理论中的“家庭微系统”作为切入口，着重考察其通过两条路径对儿童媒介使用施加的影响：一是时间结构化，以“是否参加课外辅导”为代理变量；二是行为规范内化，以“是否承担家务”为代理变量。两者共同刻画家庭如何借由时间与规则的双重机制，调控儿童的电子产品使用行为 [9] 。它们通过结构性时间占用与行为规范内化两条路径实现，并可能进一步通过奖赏机制替代等方式，最终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媒介使用行为。发展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进一步表明，儿童青少年正处于自我调控与延迟满足能力迅速发展的关键时期。大脑前额叶皮质的逐步成熟，使得儿童青少年在面对外界诱惑（如电子产品）时，能够展现出更强的自我控制能力与计划行为 [10] 。因此，学段的划分不仅具有操作层面的实用性，更承载着心理发展机制的理论内涵。同时，性别差异、传统屏幕时间暴露水平（以每周看电视 / 电影时长为代理）以及家庭学业期望（通过期望受教育程度和期望成绩测量）等变量，可能在媒介使用偏好、时间分配结构及家庭教育监管策略等方面形成系统性差异，从而混淆核心自变量（学段、课外活动、家务）与电子产品使用行为之间的关联路径，故作为控制变量 [11] 。基于此，提出本研究假设：学段、课外辅导参与情况（是否参加辅导班、才艺培训、请家教）与家庭责任承担（是否承担家务）是我国儿童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

本研究基于 CFPS 2022 的数据，对中国 6—16 岁儿童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情况进行深入分析。CFPS 调查涵盖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育水平、家庭氛围等多个维度的信息，这些数据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信息，有助于我们从多角度分析影响儿童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的关键因素。通过分析 CFPS 数据，本研究旨在探讨儿童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在生态系统理论与发展心理学视角指导下，本研究选择学段、课外辅导参与情况（是否参加辅导班、才艺培训、请家教）与家庭责任承担（是否承担家务）作为核心自变量，系统探讨其对电子产品使用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整合发展心理机制与多维环境变量，为理解与干预儿童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问题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证依据，最终为改善儿童青少年合理使用电子产品行为、营造健康成长的环境提供参考，共同促进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

一、资料来源与方法

（一）资料来源

本研究使用 2022 年 CFPS 数据（公开数据），该数据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入户，采用结构化问卷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访问采集而成。选取电子产品使用情况明确且社会人口信息没有缺失的 6—16 岁儿童青少年数据，删除不符合研究要求的样本，最终纳入分析样本 3335 人。其中，6—11 岁儿童青少年 2022 名（60.63%），12—16 岁儿童青少年 1313 名（39.37%）；小学生 2457 名（73.67%），初中生 819 名（24.56%），高中生（含中专 / 技校 / 职高）59 名（1.77%）。平均年龄为 10.77   (±0.04）岁。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 CFPS 数据库中少儿家长代答问卷的题目和数据。所有关于儿童青少  年电子产品使用的信息，均由家长作为代理人回答。核心因变量“是否使用电子产品”通过家长代答以下问题确定：“是否使用手机、平板等移动设备或使用计算机？ ”家长  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选择“是”或“否”，在分析中分别赋值为“1”和“0”。

以学段、是否参加辅导班、是否参加才艺培训、是否请家教、是否承担家务为自变量。其中，学段变量被划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含中专 / 技校 / 职高）三个阶段，根据 CFPS 官方数据编码方案［参见《CFPS 用户手册（2022 版）》］，“小学”赋值为“3”，“初中”赋值为“4”，“高中（含中专 / 技校 / 职高）”赋值为“5”，“1”“2”分别为“托儿所”和“幼儿园”；在其他变量上，数据库中问卷题目分别为“最近非寒暑假的 1 个月，孩子是否参加过或正在参加在线或线下的亲子班或辅导班？ ”“最近非寒暑假的 1 个月，孩子是否参加过或正在参加才艺培养班（如琴、棋、书、画、体育、唱歌、跳舞等）？ ”“最近非寒暑假的 1 个月，您是否给孩子请家教辅导？ ”“您家是否要求这个孩子承担部分家务？”将以上问题回答的选项中“否”赋值为“0”，“是”赋值为“1”。

（二）儿童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行为影响因素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为探究影响儿童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的关键因素，本研究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纳入的自变量包括学段、是否参加辅导班、是否参加才艺培训、是否请家教以及是否承担家务。在进行回归分析前，对所有自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诊断，计算方差膨胀因子（VIF）。结果显示，所有自变量的 VIF 值均远低于临界值 10 （最大VIF=2.265），平均 VIF 为 1.474，表明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结果可靠。

在控制性别、看电视电影时长、期望受教育程度和期望成绩后，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小学生相比，初中生使用电子产品的概率显著降低（OR = 0.22， 95% CI ：0.11—0.44，p ＜ 0.01）， 使用概率仅为小学生的 0.22 倍，降低了约 78%。与小学生相比，高中生（含中专 / 技校 / 职高）使用电子产品的概率也显著降低（OR = 0.44 ，95% CI ：0.23—0.87，p=0.02）， 使用概率是小学生的 0.44 倍， 降低了约 56%。参加辅导班的学生使用电子产品的概率显著低于未参加者（OR = 0.43 ，95% CI： 0.36—0.52，p ＜ 0.01），其使用电子产品的概率是未参加者的 0.43 倍，降低了约 57%。参加才艺培训的学生使用电子产品的概率显著低于未参加者（OR = 0.51 ，95% CI： 0.42—0.62，p ＜ 0.01），是未参加者的 0.51 倍，降低了约 49%。请家教的学生使用电子产品的概率显著低于未请家教者（OR = 0.44 ，95% CI ：0.22—0.89 ，p=0.02），是未请家教者的 0.44 倍，降低了约 56%。做家务的学生使用电子产品的概率显著低于不做家务者（OR = 0.68 ，95% CI ：0.59—0.79 ，p ＜ 0.01），是不做家务者的 0.68 倍，降低了约 32%。上述回归结果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学段（初中、高中阶段）、课外辅导参与情况（参加辅导班、才艺培训、请家教）以及家庭责任承担（承担家务劳动）均是我国儿童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概率的显著影响因素（见表 2），各变量 OR 值介于 0.22至 0.68 之间，且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p ＜ 0.05）。

（三）描述性统计与多变量结果差异

为厘清表 1  (χ2  检验）与表 2 （Logistic 回归）方向性差异的来源，本研究采用分层回归策略，观察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核心自变量 OR 值的变化。结果显示，在未控制任何变量时，初中阶段相对于小学阶段的儿童青少年 OR ＝ 2.69 （95% CI： 2.26—3.19），方向与描述性结果一致；当依次加入性别、看电视时长、期望成绩等控制变量后，OR 值逐步下降并反转至 0.22 。这说明控制变量具有显著负向抑制作用。同样，课外辅导、才艺培训、家务劳动在未控制其他变量时 OR ＞ 1，加入控制变量后OR ＜ 1 ，提示结构性时间变量与家庭规则变量共同解释了零阶正相关。

三、讨论

（一）描述性关联与多元回归结果的差异：混杂效应与辛普森悖论

本研究结果揭示了一个关键现象：初步的 χ2  检验（表 1）显示，学段较高、参与各类课外学习活动（辅导班、才艺培训、家教）以及承担家务劳动的儿童青少年，其电子产品使用率均显著高于相应的参照组。然而，在控制了性别、看电视时长、教育期望、成绩期望变量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表 2）中，这些变量的效应方向均发生了逆转，转变为与“显著更低的电子产品使用概率”相关联。这种系统性的方向变化，极有可能反映了“辛普森悖论”（Simpson’s Paradox）的存在——即当忽略重要的混杂变量时，观察到的群体间关联（此处为更高使用率）可能被扭曲甚至反转；而当在多元模型中控制这些混杂因素后，揭示了变量间潜在的、更真实的或至少是控制条件下更纯净的关联方向 [12]。

（二）学段差异的神经认知基础及社会化调控机制

在不同学段之间，Logistic 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看电视时长、教育期望、成绩期望等变量后，初中阶段学生的电子设备总体使用率明显低于小学和高中两个阶段的学生。这一发现值得深入探讨，它不仅反映了年龄带来的神经认知变化，也折射出不同教育阶段下的家庭教养方式与制度环境的显著差异。小学阶段的学生年纪尚小，行为调节能力尚在发展，容易受实时奖励和感官刺激的驱动，在接触电子设备时，其行为模式可能表现出更高的时间投入。尽管家长往往对小学生的课余时间进行较为密切的监管，但由于孩子年龄较小、规则意识尚在形成阶段，对规则的执行往往依赖外部约束而非内在认同，因此难以根本遏制其对电子产品的兴趣和使用频率 [13]。

而进入初中阶段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初中生面临中考所带来的选拔压力，家庭普遍对其学业期望较高，为了提高成绩，家长在日常生活中会强化对时间的管控，严格限制电子设备的使用频率和时长。另一方面，初中阶段是青少年自我意识觉醒与规则意识逐渐增强的重要阶段。此时的学生虽然在情绪和认知方面仍处于发展过程中，但已有一定的内省能力和规则认同能力，相比小学阶段更能理解并接受家长的管控意图，从而表现出更高的行为依从性 [14] 。这种来自家庭的外部管理强化与个体规则内化能力的协同效应，加之社会选拔压力的外部驱动，使得初中阶段成为电子设备总体使用率相对较低的时期。

相比之下，高中阶段尽管学业压力继续上升，但青少年的自主意识显著增强，自我管理能力和个体意志力逐步成熟，家长的管理方式也相应发生变化 [15] 。许多家庭在这一阶段更倾向于采取尊重和赋权的态度，对电子设备的使用不再做过多干预，更多依赖于孩子的自主管理。此外，高中生常因学习需要而使用电子设备，这使得电子设备的使用更具“工具性”与“功能性”。但与此同时，这种工具性使用也可能模糊了“学习”与“娱乐”的边界，在缺乏有效时间管理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设备使用时间的增加，从而部分解释了高中阶段使用率的回升 [16][17]。

进一步来看，电子产品使用行为在不同学段之间的差异，并非呈现单一的随年龄线性递减趋势，提示了多种因素共同参与其中。除了神经认知的发育，家庭教育模式的变化被观察到是一个关键的相关因素。从控制型走向支持型的养育方式转变，使得儿童青少年逐渐从被动接受规则到主动进行自我调节；同时，学校制度和考试压力也显示出作为重要情境变量的关联性。例如，在应试导向最为强烈的初中阶段，中考的升学分流压力直接驱动家庭与学校对可能干扰学业专注度的非学习行为实施更严格的管控。

（三）课外辅导的关联模式及其潜在解释

本研究发现，参加课外辅导班或接受家教的儿童青少年，其电子设备使用率显著低于未参与者。这一现象在数据层面呈现出统计显著性，提示课外学习活动可能与儿童青少年电子设备使用行为存在关联。其中一个关键解释是，课外辅导班通常具有高度结构化的时间安排。可能与儿童课余时间的“被占用状态”相关联，减少了儿童青少年在家中自由支配时间的比例 [18] ，进而限制了其接触与使用电子设备的机会。

这种关联模式可能反映了家庭在媒介行为调控中的策略：一些家长在面对子女电子产品使用问题时，往往采取“转移替代法”——即通过安排密集的课外学习活动，以填补孩子的时间空当 [19] 。这种方式实质上是一种以学业压力替代媒介沉浸的方式，试图通过外部结构性力量实现对数字行为的间接控制。上述措施在短期内确实能够在行为层面“压制”电子产品使用的频率与时长，实现对不良使用行为的被动性干预。但是，需警惕的是，这种关联也可能源于其他机制，如低媒介依赖的儿童更易被安排课外活动，或严格家庭教养同时影响课外学习活动参与和媒介规则等因素。

然而，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从发展心理学和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审视，青少年的媒介使用行为并非孤立的时间管理问题，更是价值观塑造、认知调节与自我控制能力逐步发展的综合体现。长期的课外学习占用电子媒介使用时间，使儿童青少年自主使用电子媒介的时间和频率有所减少，这可能会导致儿童青少年失去在真实生活情境中自主调控数字行为的实践机会，不利于其形成稳定的媒介素养与健康的数字生活习惯。尤其是在互联网已成为基础性学习与生活工具的当下，完全规避电子媒介并不可行，关键在于引导其“会用”“善用”而非“拒用”或“堵用”。因此，单纯以学业“压制”使用频率的做法，虽能收效于一时，却可能掩盖了儿童自我调节能力培养的核心议题，难以从根本上达成健康媒介使用行为的构建目标。

此外，本研究观察到的关联模式（课外辅导参与与较低电子产品使用率）也可能反映了教育公平方面的问题。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更有能力为子女安排高质量的课外资源，在“限制电子设备使用”这一层面形成隐性的资源优势；反之，经济水平弱势的家庭则容易使子女暴露于更高频率的电子设备使用风险之中。这种资源分化背景下的媒介使用调控，不仅加剧了教育过程中的隐性不平等，也可能进一步拉大儿童数字素养与健康媒介行为能力之间的“家庭差距”。

（四）替代性活动的潜在心理行为关联：奖赏系统重构与现实效能感培育

参与才艺培训与家务劳动的儿童青少年，其电子设备使用情况显著低于未参与者。这一关联可能源于两类活动所激活的不同心理—行为机制，分别从奖赏系统重构与现实效能感提升的角度解释了电子产品使用行为的替代路径。首先，才艺培训（如音乐、绘画、舞蹈等）或能通过对大脑奖赏机制的积极启动，可能有效减少儿童青少年对电子设备中实时反馈与高刺激内容的依赖 [20] 。电子游戏等电子娱乐活动往往通过刺激多巴胺系统快速激发快感体验，进而形成短期奖赏路径，但同时伴随较高的成瘾风险。而才艺活动则通过不断积累性技能训练和阶段性成就反馈，引发更具情绪持续性的内在愉悦感，能够满足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归属、能力成就与创造等多重发展需求 [21] 。其次，家务劳动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非结构化身体活动，一方面可以通过时间置换效应直接减少静态电子设备使用的机会 [22]，另一方面，更关键地在于其对儿童青少年的现实适应与心理能力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在行为心理学视角下，家务任务通常具备“明确目标—实时反馈—积极结果”的任务结构，个体在完成过程中易获得具体的正向强化，进而提升其自我效能感与现实掌控感 [23] 。这种源于现实实践的内在能力与效能感的增强，可能有效降低了儿童青少年通过电子设备寻求实时满足的心理动因，从而降低通过虚拟世界寻求实时满足的动机 [24] 。因此，才艺与家务活动不仅占据了时间，更可能通过重塑个体的奖赏偏好与自我认知，提供了更具发展适应性的替代选择。

但需注意，该结果同样可能源于家庭规则的一致性（如严格管理的家庭同时要求承担家务并限制电子产品）或儿童自身特质（如高自律性儿童更愿参与现实活动）等因素。横截面数据无法确证心理机制的主导作用，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实践启示

本研究深入揭示了中国儿童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行为受学段、课外学习参与情况（课外辅导、才艺培训、家教）及家庭责任（家务劳动）等多维因素交织影响，其发现超越了单纯关注使用时长的传统视角，为干预策略提供了更具创新性与针对性的科学依据。

首先，干预策略必须高度关注发展阶段特异性。研究发现，初中阶段（12—15 岁）是电子产品使用率相对最低的“黄金窗口期”，这与其神经认知调控能力提升、家庭规则内化增强的关键期高度吻合。这提示我们，应将初中阶段作为媒介素养教育与自主管理能力培养的核心阵地。实践中应避免直接推论“增加课外辅导可减少电子产品使用”，而需关注潜在反向因果（如孩子媒介偏好影响活动安排）或第三变量（如家庭教养风格）的干扰。家长和学校应把握此阶段青少年规则认同度提升的特点，从小学阶段的“家长主导制定规则 + 外部监督”逐步过渡到“共同协商制定规则 + 赋予有限自主权 + 引导内化责任”。相比之下，小学阶段（6—11 岁）需侧重建立清晰一致的外部规则与有效监督（如固定时段、时长限制、内容筛选）， 而高中阶段（16 岁 +）则应尊重其增强的自主性，引导其将设备使用与个人目标（升学、兴趣发展）结合，发展高阶自我管理策略。

其次，应优先发展具有内在激励属性的“高质量替代活动”，警惕单纯依赖“时间占用”。研究证实，参与才艺培训和承担家务劳动能显著降低设备使用概率。这一发现揭示了干预的核心创新路径在于提供能启动内在奖赏（成就感、愉悦感、效能感）的现实活动，而非仅靠填满时间。基于此，应大力推广高普及性、低门槛的社区艺体活动（如绘画、音乐、体育俱乐部），尤其关注资源薄弱地区，避免因经济差异导致“替代活动鸿沟”。同时，家长应有意识地赋予孩子与其年龄相符、有意义的家务责任（如参与烹饪、照顾宠物、管理家庭小账目），并在完成后给予具体、积极的反馈，强化其责任担当和解决现实问题带来的效能感，从而从根本上削弱其转向虚拟世界寻求即时满足的心理动因。需特别警惕的是，虽然参加课外辅导和家教也显示与低电子产品使用率相关，但这主要源于其结构化时间占用效应。这不仅违背“双减”政策减轻负担、促进全面发展的初衷，还可能加重学业压力、剥夺自主发展空间，甚至诱发“报复性使用”，并隐含教育公平风险。因此，课外辅导不应作为干预电子产品使用的主要或优先手段。

最后，强化积极家庭互动是基础性支撑。研究发现，家庭环境（规则内化、责任承担）是核心影响因素。干预不能仅依赖技术管控或外部活动安排，而须回归家庭关系本质。增加高质量、无设备的家庭互动时间（如共进晚餐、家庭游戏夜、户外活动）至关重要。这不仅能直接减少个体屏幕时间，更能满足青少年的情感联结与归属感需求，降低其通过虚拟社交寻求补偿的心理动因。家长应主动了解孩子使用设备的具体内容与需求，通过开放式沟通与引导，共同探索电子产品使用的平衡之道。

（六）局限和展望

尽管本研究基于全国性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严谨的统计分析方法，探讨了中国 6—16 岁儿童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但研究仍存在若干局限。首先，研究数据依赖于家长代答的方式，可能存在主观偏差。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引入多维度的数据收集方式，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其次，本研究仅关注了电子产品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未深入探讨电子产品使用的具体内容和使用方式对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细化电子产品使用的类型和内容，深入分析其对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潜在影响。此外，本研究在探讨影响因素时，主要从家庭背景和个人特征维度进行了分析，未充分考虑学校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建议后续研究结合教育追踪调查（CEPS）或学校—社区联动数据加以补充，进一步探讨社会文化和学校因素在电子产品使用行为中的作用机制，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未来研究应更加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结合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医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深入探讨电子产品使用行为的复杂生成机制。同时，应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借鉴国际先进研究经验和方法，为解决儿童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问题提供全球视野。此外，未来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探索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分析方法，以更精准地识别影响电子产品使用行为的关键因素，并为个性化干预提供技术支持。

四、结论

综上所述，儿童青少年电子产品使用问题的干预不应局限于“控制使用时长”或“技术封锁”等被动性管理策略，而应在发展心理学和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探索更加积极和可持续的调节机制。本研究发现替代性活动（如参加才艺培训、做家务）与较低的电子设备使用率相关，未来或可探索通过家庭与社区协作提供多元现实活动，但需警惕简单将相关性直接转化为干预策略。未来的电子产品使用管理策略应聚焦于“增强现实吸引力”而非单一 “抑制虚拟刺激”，以此满足儿童青少年认知、情感与社会性发展的多维需求，实现电子产品使用行为的内源性优化与长效性转化。

【参考文献】

[1] 国家图书馆研究院 .《2020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发布 [J]. 国家图书馆学刊 , 2021, 30(04):13.

[2]Lissak G. Advers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screen time o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Literature review and case study[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18, 164(06): 149-157.

[3] Saunders T J, Vallance J K. Screen time and health indicators among children and youth: Current evidence, limit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Applied Health Economics and Health Policy, 2017, 15(03): 323-331.

[4]Shalani B, Azadfallah P, Farahani H. Correlates of screen time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study[J]. Journal of Modern Rehabilitation, 2021, 15(04): 187-208.

[5] Terras M M, Ramsay J. Family digital literacy practices and children’s mobile phone use[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6, 7(1957): 1-11.

[6]Henneberger A K, Mushonga D R, Preston A M. Peer influence and adolescent substance us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dynamic social network research[J]. Adolescent Research Review, 2021, 6(01): 57-73.

[7]Deng L. Laptops and mobile phones at self-study time: Examining the mechanism behind interruption and multitasking[J].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20, 36(01): 55-67.

[8] Garbarino J. 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1980, 2(04): 433-438.

[9] Steinberg 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development in adolescence[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5, 9(02): 69-74.

[10]Casey B J, Jones R M, Levita L, et al. The storm and stress of adolescence: Insights from human imaging and mouse genetics[J]. Developmental Psychobiology, 2010, 52(03): 225-235.

[11]Ye S, Chen L, Wang Q, et al. Correlates of screen time among 8–19-year-old students in China[J]. BMC public health, 2018, 18(01): 467.

[12]Sterrantino A F. Observational studies: practical tips for avoiding common statistical pitfalls[J].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Southeast Asia, 2024, 25(100415): 1-2.

[13]Van Endert T S. Addictive use of digital devices in young children: Associations with delay discounting, self-control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J]. PLOS ONE, 2021, 16(06): e0253058.

[14]Inalegwu S, Oto D. Impact of mobile phone usage and pupils ’ attitude on academic performance among primary school pupils in Makurdi local government area of Benue State,Nigeria[J]. 2021, 14(01): 150-161.

[15]Çelik O. Academic motivation in adolescents: the role of parental autonomy support, psychological needs satisfaction and self-control[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4, 15(1384695): 1-11.

[16]Holl A, Chen J, Guan G. Proceedings of the 2022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s (ICHESS 2022) [M]. Springer Nature, 2023.

[17]Bowles M. Digital, Self-Regulated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device control in out-of-class, higher education settings[J]. Electronic Journal of e-Learning, 2024, 22(01): 17-30.

[18]Noh J W, Kwon Y D, Cheon J, et al. Factors affecting weekday-to-weekend sleep differences among Korean adolescent students: Focus on extracurricular tutoring time[J/OL] . PLOS ONE, 2021,  16(11):e0259666.  [2024-10-28].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259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