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5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陕西照金北梁红军小学学生的回信中强调，“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做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1]。作为一个政治文化概念，红色基因是当前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巩固意识形态根基、凝聚社会共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关键期的少年儿童而言，他们对红色基因的认知与认同，直接关系到其政治社会化的进程，进而影响未来社会的主流价值走向。与此同时，我们正处在一个被新媒体深度定义的时代。对于少年儿童这一 “网络原住民”群体而言，新媒体不仅是信息工具，更是其感知世界、构建自我认同、开展社会交往的基础设施。这种媒介环境的根本性变迁，为“红色基因”的传承带来了深刻的范式革新。网络空间中多元价值观的碰撞、商业逻辑对内容的形塑，以及信息失真与操纵的风险，可能会干扰甚至消解红色基因的正面引导力。如何在开放、多元且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媒体环境中，确保主流价值的有效传播与少年儿童的正向精神成长， 已成为亟待攻克的重要课题。我们要深刻理解并遵循媒体融合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入挖掘、有效利用红色资源，生动讲好红色故事，守正创新推进红色基因传承。

（二）历史逻辑：传承方式的协同共生

红色基因传承的媒介形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清晰的演进与转型过程，这一演进轨迹深刻反映了传承方式随技术与社会变迁而持续优化的必然选择。在传统媒体主导的时期，红色基因传承主要依赖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进行单向信息传递。这种方式确保了内容的权威性和一致性，是对革命战争年代口耳相传、书籍传阅及早期大众媒体传播模式的延续。然而，其形式相对固化、缺乏互动性的弊端日益凸显，难以满足少年儿童的个性化学习需求，易导致教育表面化和接受度不足。进入 21 世纪，随着互联网的初步普及，红色基因传承进入了数字化探索阶段，开始尝试整合图文、音频等多媒介形式进行传播，这标志着红色基因的传播方式从单一的集中式向初步的多元化渠道迈进。然而，此阶段的红色基因传播本质上仍以被动式学习为主，互动深度不足，受众参与性有限，传播模式虽有所拓展，但尚未实现从“集中式”到“分布式”、从“单向”到“双向”的根本性转变。2015 年，随着“互联网 + ”战略的提出，以及大众传媒由 PC 互联网时代向移动互联网时代跃迁，红色基因传承方式呈现出深刻的转型特征，这一转变是应对传统教育模式局限性、契合新一代认知习惯的必然结果。红色基因传承模式从过去主要由教师或机构主导向家庭、学校、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转变，逐渐形成育人合力。同时，新媒体平台的互动属性显著增强了受众的动态交互体验。受众可以通过评论、点赞、分享乃至内容共创等形式，深度参与到对红色文化的解读、传播与意义建构中，主动形成个体化认同。媒介技术的每一次飞跃都持续推动着红色教育方式的升级，其核心轨迹从传统的“单向灌输”“集中式传播”的模式，逐步迈向现代的“双向互动”“分布式传播”，并最终形成了以“多元主体协同共生”为特征的新模式。这一演进路径不仅是技术推动的产物，更是提升红色基因传承时代性与实效性的必然选择。新媒体技术赋能为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的有效传承与创新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显著提升了传播的亲和力与实效性。

（三）实践逻辑：思想阵地的网络化迁移

少年儿童作为政治社会化的关键能动主体，其意识形态启蒙的实效性直接关涉民族精神代际传承的根基。该群体对公共事务的理解模式，本质上依赖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与系统化教育的共同作用，而红色基因的传承效果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质量。在新媒体环境下，少年儿童已从教育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文化传播的积极参与者，这一转变在拓展价值建构可能性的同时，亦使红色基因传承工作面临三重挑战。第一，传统宣教范式的功能性失灵。固定场所的单向知识传授难以打破“信息茧房”造成的认知隔阂，也无法适应动态化、圈层化的网络传播环境，导致红色基因的传承效能受到制约。红色故事、革命精神等核心内容若仅依靠传统方式传播，难以在少年儿童群体中产生深刻共鸣。第二，意识形态斗争场域的颠覆性迁移。数字技术解构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权，多元主体通过泛在化社交平台争夺话语解释权，致使主流价值观面临去中心化传播带来的潜在风险。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通过网络空间传播，对红色基因的纯洁性和完整性造成冲击。第三，新生代政治社会化路径的深刻嬗变。Z 世代受众的认知逻辑基于视觉化、交互性和即时反馈机制，其身份认同更依赖于虚拟社群的情感共鸣，而非权威机构的仪式化传递。红色基因传承需要适应这种变化，创新传播方式和表达形式。这些挑战共同指向核心矛盾，即现实空间的教育主导权正在让位于网络空间的叙事主导权，而少年儿童因媒介使用能力不足，成为最容易迷失在信息海洋中的群体。这种态势必然要求教育工作者既要坚守红色基因的价值内核以抵御文化侵蚀，更要创新数字时代教育方法。借助新媒体实现红色基因的广泛触达、参与赋能和表达创新，将互联网从思想教育的风险领域转化为红色基因传承的战略阵地。通过开发数字化红色资源、创作互动式红色文化产品、构建沉浸式红色体验场景，使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只有在思想竞争的前沿阵地完成这种转型，才能在多元价值观碰撞中筑牢安全防线，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三、新媒体视域下引领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3]。将新媒体应用到少年儿童思想意识教育工作中，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的必要之举，也是新形势下深入推进红色基因传承的重要路径。在新媒体视域下，引领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要充分发掘新媒体的教育潜能，使思政工作在新媒体元素的注入下“活”起来。

（一）创新教育传播范式，增强红色基因的传播渗透力

从社会实践维度来看，红色基因的传承本质上是将革命历史和精神财富转化为社会实践的代际传递过程。在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创新传承方式需要深入挖掘“技教融合”的内在机理。传统红色教育主要依托报刊、广播等单向传播媒介和课堂教学模式，这种“传者—受者”的二元结构存在明显的时空局限和互动缺失。相比之下，新媒体技术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络构建的数字化传播生态，为红色基因传承开辟了“寓教于技”的创新路径。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首先是传播形态的数字化重构，通过智能手机、智能电视等终端设备实现教育资源的全时全域覆盖；其次是互动机制的平等化转向，微博、微信等社交平台打破了教育主体与客体的心理区隔，建立起双向对话的新型教育关系；最后是反馈系统的即时化升级，教育者可以实时获取学习反馈，动态调整教育策略。例如，共青团中央微博通过话题互动、直播讲解等形式，将红色历史转化为青年群体喜闻乐见的数字化内容，既保持了教育的严肃性，又增强了传播的亲和力。

在数字化传播生态的基础上，各类具体技术的创新应用进一步深化了红色基因传承的路径与效果。人工智能技术为红色教育开辟了精准化传播的新维度。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个性化推荐系统，能够根据用户画像实现教育内容的智能匹配，构建“一人一策”的教育方案。例如，智能教育平台可以自动识别不同年龄段学习者的认知特点，为小学生推送红色动画故事，为中学生推荐历史纪录片，为大学生提供有深度的理论文章，实现教育内容的精准触达。大数据分析技术则为红色教育效果评估提供了科学化工具。通过采集学习者在线行为的全周期数据，建立教育效果评估模型，实时监测知识掌握度、情感认同度等关键指标；同时，基于大数据的情感分析技术能够捕捉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情绪变化，识别教育内容的共情点与障碍点。这为教育者及时调整策略、优化内容呈现方式提供了实证依据。此外，5G 与物联网技术的融合推动了红色教育的场景化创新。通过构建“5G+ 智慧教育基地”，将革命遗址、纪念馆等实体空间数字化，打造沉浸式教育体验；智能穿戴设备可以实时捕捉学习者的生理反馈，利于优化交互设计；物联网技术则将教育延伸至智能家居、公共空间等生活场景，实现红色教育的无缝衔接。这些技术创新并非简单的工具叠加，而是通过技术生态的协同效应，重构红色教育的传播范式，探索符合红色教育规律的技术应用方案，最终服务于育人目标的核心。

（二）创造优秀文化产品，强化红色基因的价值感召力

从物质形态维度来看，红色基因通过具象化的物质文化载体得以具现与传承。这些载体主要呈现为两类形态：一是革命历史物质遗存，包括革命遗址、领袖故居、纪念场馆等实体空间；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红色标志物，如党徽、军旗、勋章等特定器物。这些物质载体具有双重文化属性：一方面，作为历史见证物，它们客观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建设发展的光辉历程；另一方面，作为精神符号，它们以物化形式凝结了党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和革命精神。这种物质形态与精神内涵的辩证统一，构成了红色文化独特的存续样态，既忠实再现了党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轨迹，又持续传递着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深入挖掘和系统阐释此类红色文化符号的历史内涵，对于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新媒体时代，红色基因的传承亟须依托优秀文化产品实现创新性发展，这需要深度整合物质文化载体的历史价值与现代传播技术的表达优势。首先，在内容创作层面，应着力实现三个维度的创新表达：一是叙事方式的微观转化，采用“小切口、大主题”的创作策略，通过个体命运折射时代精神，使宏大的红色叙事具象为可感可知的生活故事；二是情感表达的精准编码，运用影视语言、文学手法等艺术形式构建情感唤起机制，实现价值观的柔性传递；三是话语体系的时代转换，将政治话语创造性转化为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让红色文化“活”起来、“潮”起来。其次，在产品运营层面，要建立完善的产业生态：一方面打造红色文化 IP 矩阵，通过系列化开发形成品牌效应；另一方面创新传播渠道，构建“两微一抖 + 垂直平台”的立体传播网络。最后，还要建立科学的效果评估体系，持续优化产品形态和传播策略。这种创新实践将传统红色文化与现代传播技术有机融合，通过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传播力的文化产品，使红色基因传承从单向灌输转变为双向互动，从被动接受升级为主动参与，实质性增强红色文化的传播力，促进少年儿童在历史认知传递中强化政治认同。

（三）构建教育共同体，凝聚红色基因的协同育人合力

从场域建构维度来看，红色基因传承本质上是一项关涉多元主体协同与资源整合的系统性工程。教育共同体作为破解红色基因传承“最后一公里”困境的关键路径，其核心在于重构主体互动关系与整合社会文化场域，将原本分散的传承资源转化为系统化的育人合力。这种场域化运作不仅拓展了红色基因的传播广度，而且通过三重濡化机制——代际传递的情感濡染、实践场域的行为塑造、符号系统的价值内化——促使红色基因深植于少年儿童的认知结构与行为习惯中，最终实现从表层影响到深层精神塑造的传承质变。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构建红色教育共同体需要系统整合新媒体资源，形成协同育人机制。这一构建过程包含三个关键维度，首先，在资源整合层面，要建立跨平台的数字化资源矩阵。通过搭建统一的资源管理平台，整合政府、学校、媒体机构等多元主体提供的红色资源，形成结构化的内容数据库。运用语义网技术实现资源的智能关联与分类，使分散的教育素材形成有机整体。例如，可以开发红色资源共享平台，实现教案、视频、虚拟展馆等资源的互通共用。其次，在主体协同层面，要建立多角色参与的网络化协作机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明确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媒体从业者、技术专家等不同主体在共同体中的功能定位。通过建立线上协作社区，设置议题讨论、资源共享、活动协同等功能模块，促进各主体间的深度互动。最后，在运行机制层面，要建立动态优化的协同保障体系。制定资源共建共享的标准规范，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开发协同效果评估工具，定期监测共同体运行状况；设置激励机制，对优质资源贡献者给予认可。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赋能的有机结合，确保教育共同体持续健康发展。

从教育构成单元角度而言，红色基因育人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形成“三位一体”育人闭环。在家庭层面，要着力培育红色家风这一微观基础，通过代际传递将红色文化融入家规家训，运用革命先辈的生动故事开展情境化教育，建立亲子共学机制以强化情感认同。家长要以身作则，在日常互动中渗透红色价值理念，为子女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学校层面，要充分发挥教育主阵地作用，构建“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体系，开发 AR/VR 红色课程资源，设计互动式数字学习项目；同时要提升教师数字素养与红色文化素养，将红色基因融入学科教学，开发特色校本课程，构建实践育人体系。在社会层面，要创新红色文化表达方式，打造数字化传播平台，建立资源共享机制，推动馆校合作，建立社会实践基地，为红色教育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通过开发家校社互联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建立定期会商与信息共享制度，构建多元评价指标体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红色基因传承机制。

教育共同体的构建，本质上是将离散的新媒体资源转化为系统化的教育资本，将孤立的育人主体连接成协作网络，最终形成红色基因传承的生态系统。其创新价值不仅体现为技术层面的资源整合，更体现为重构了红色教育的生产关系，为在新时代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新的组织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