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十年国内青少年犯罪研究的知识图景与学术展望 |
| 发布日期:2026-01-09 浏览次数: 字体:[ 大 中 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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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 鑫 李曼竹
摘 要:为系统探讨我国青少年犯罪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前沿动态,本研究利用计量软件对中国知网收录的 2015—2024 年关于青少年犯罪的 2 655 篇相关论文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表明,青少年犯罪研究在数量上呈明显下降态势,机构间合作不紧密,其研究热点多围绕青少年犯罪原因、青少年犯罪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专门学校与矫治教育等展开。近 10 年来,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内容体系和方法体系基本成熟,但仍然缺乏应对复杂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创新性举措。未来的青少年犯罪研究依然要突出关注如何筑牢青少年群体精神之基,塑造更加健康的青少年群体,不断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关键词:青少年犯罪;文献计量;矫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92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502(2025)06-0043-12 作者简介:冉鑫,保定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李曼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博士研究生。 青少年作为祖国的花朵与未来,其健康成长关乎家庭美满与社会稳定。随着我国未成年人法治体系日益健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日趋成熟,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也在逐渐加强。相较于成年人犯罪数量,青少年犯罪数总量不高,但青少年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在个别典型青少年犯罪案件发生后,经媒体发酵引起的舆论反响较大,社会关注度较高。2025 年发布的《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显示,2024 年未成年刑事犯罪数量上升,犯罪类型集中,2024 年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01 526 人,同比上升 4.3%[1] 。因此,关注青少年犯罪问题是极具积极现实意义的。近年来,学术界围绕青少年犯罪的研究成果已经较为成熟,有大量关于青少年犯罪新特点、矫正经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研究。鉴于当前缺乏对某个阶段青少年犯罪研究进行系统梳理的文章,本文拟借助专业软件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计量统计与可视化分析,以期对未来青少年犯罪研究形成参考价值,从而进一步营造青少年友好社会的氛围。 一、研究技术路线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近 10 年来,青少年犯罪研究相关论文发表数量整体呈下降态势,2024 年有所上升。为具体探求青少年犯罪的研究特点,思考研究态势,本文尝试对最近 10 年关注青少年犯罪话题的学术论文的研究现状进行整体回顾。首先通过样本收集与清洗形成研究的基本数据,然后通过 SATI 文献题录软件对基本数据的文献发文量、作者情况、期刊情况、机构情况等进行细分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从而对青少年犯罪研究的文献产出结构形成基本认知。在研究热点方面,对样本数据的关键词进行提取并确定高频关键词之后,借助 UCINET 软件和 NetDraw 软件形成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图谱,使研究热点直观化、可视化,并进一步利用 CiteSpace 软件对热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形成几大研究热点。最后结合 CiteSpace 生成的突现词对研究阶段与研究趋势进一步总结。 (二)样本文献收集 本研究将中国知网数据库的相关主题文献作为数据来源。通过高级检索,以“青少年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作为检索条件,来源不作限定,时间范围设定为 2015年至 2024 年,其他条件由系统默认。经过数据清洗,把书评、会议综述、简讯等不符合本研究设计的非学术类文献剔除,共得到 2 655 篇有效样本文献。为了便于统计研究,本文将有效文献以 EndNote 的格式保存,以备后期导入计量软件。 二、文献产出情况统计 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共选取 2015—2024 年发表的相关论文 2 655 篇,平均每年发表论文 265.5 篇。从近 10 年的发文走势可以看出,青少年犯罪相关研究发文量大致呈下降趋势,尤其是 2022—2024 年维持在 200 篇以下,发表数量峰值为 2015 年的 372 篇。 2015 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在依法治国方面还特别提到“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此后,学术界关于该做法展开讨论,在肯定国家青少年权益保护进步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通过教育进一步培养青少年的法律意识。2020 年出现的发文量次高峰为 324 篇,这一年,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调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学界热议。发表数量最低值为 2023 年的 143 篇,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近年来青少年犯罪研究领域热度持续下降,也说明稍早时间对于青少年犯罪原因、犯罪治理等的基础讨论较多,后来学者开始转向其他新兴话题,该现象是研究热度的自然衰退。2024 年发文量又增至 199 篇,这与社会上出现涉及青少年犯罪的重大恶性事件有关,使得学术界再次将目光聚焦在青少年犯罪问题方面。 对期刊来源进行统计发现,2 655 篇论文发表在 575 种期刊上。载文量超过百篇的有 4 种期刊,分别为《法制博览》《法制与社会》《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4 种期刊共载文 1051 篇,占全部文献的 39.6%。其中《法制博览》载文量最高,为 413 篇,占 15.5%。《法制与社会》载文量居第二,共载文 253 篇,占总发文量的 9.5%。但是,该刊在知网平台只收录至 2021 年第 24 期。《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载文量居第三,共载文 214 篇,占总发文量的 8.1%。《青少年犯罪问题》载文量居第四,共载文 171 篇,占总发文量的 6.4%。 发文量靠前的期刊大多为法治类期刊或者青少年研究的专业期刊,也进一步说明国内青少年犯罪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学科集聚性,有《青少年犯罪问题》和《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两本期刊专门对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其中复合影响因子值最高的期刊是达 3.803 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但都未被国内一些主流核心期刊遴选体系收录。其他期刊则多为复合影响因子较低的普通期刊,包括发文量排前两名的期刊,为旬刊与半月刊,大多单期载文量超过 50 篇,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青少年犯罪研究缺乏高质量成果产出以及高水平发表平台,总体被重视程度不够。 2015 年至 2024 年间,共有 1 720 家机构发表过关于青少年犯罪研究的论文。其中发文量大于等于 20 篇的机构有 4 家,分别为华东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该校相关论文多署名其下设机构——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这 4 家机构共发表论文 131 篇,占样本总量的 4.9%。从头部机构所属学科性质分布来看,以政法类、公安刑警类高校居多,这些高校大多拥有成熟的科研团队与研究方向,成果也较为集中。但宏观上来看,仅发表 1 篇相关论文的机构为 1 396 家,占总发文量的 51.5% ,研究中心分布也较为分散,机构间合作关联度差。 对 2 655 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发文数量进行统计,发现共有 1 883 位作者至少发表过1 篇文章。为探求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学术活跃作者,本研究借助普赖斯定律进行测算,公式为 M=0.749× Nmax(其中,M 是学术活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Nmax 是发文最多的作者论文数)。通过数据分析可知,Nmax 代表单个作者发文量最大的数值,即 11,将其代入公式,得到 M 值为2.48。按照取整原则,将发文量大于等于 3 的作者定义为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学术活跃作者候选人,符合条件的作者有 78 位。 鉴于样本数据偏大,学术活跃作者也较多,本研究按发文量对作者进行排序,将发文量大于等于 9 篇的前 7 位作者定义为强学术活跃作者 [2] 。经过整理,具体作者发文情况如下:于阳(天津大学)、张寒玉(最高人民检察院)发文量最多,达 11 篇,其次为路琦(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发文 10 篇,常进锋(西北民族大学)、陈立毅(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姚建龙(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胡发清(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发文量分别为 9 篇。在作者合作方面,未发现较为稳定的研究合作网络,整体合作强度较弱。 高被引文章具有明确的学术观点,普遍得到学界认可,也能反映该领域一定的知识源流。通过梳理中国知网平台青少年犯罪研究的高被引文献可知, 由于青少年犯罪研究本身的学科交叉性不强,因此,高被引文献的主题分布也很集中。另外,本研究还考虑对学术作品的认同感,从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数据库平台对高被引论文的转载情况进行查看,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研究发现,近 10 年来被引频次达 100 次及以上的高被引文献共 7 篇,其中被引频次最高的是张寒玉和王英发表在《青少年犯罪问题》中的《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之制度建构与完善》一文,学术界较为关注此文的观点。该文针对当前刑事责任年龄降低这一热点问题展开讨论,认为应该构建宽容而不纵容的少年司法制度 [3] 。从高被引文献的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围绕青少年犯罪原因、青少年犯罪心理、青少年犯罪矫正等展开,重点都在了解当前影响青少年犯罪的因素与探求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措施等方面。这些高被引文献的部分学术观点普遍得到学界其他学者的认可与引用,但也应注意到可能存在文献发表时间早、被引量高的情况,因此,并不以此认定这 7 篇文章的关键性,仅认为其有一定参考价值 [4]。
三、研究热点分析 (一)高频关键词提取与分析 利用文献计量工具对2 655篇论文的关键词进行提取,共得到3 236 个关键词,累计词频 3 234 次,平均每篇论文1.21 个关键词。同样借助普赖斯定律进行测算,公式
(其中,M 是目标高频关键词的最低频次,Nmax 是关键词的最高频次)。通过分析数据可知,将 Nmax 所代表的关键词的最高频次即 673 代入公式,得到M 值为 19.43。按照取整原则,将频次大于等于 20 的关键词定义为青少年犯罪研究的高频关键词,符合条件的关键词有 42 个,具体如表 2 所示。根据表 2 可以发现,存在多个同义词,进一步归并之后再排除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犯罪、未成年人犯罪等主体关键词之外的热点关键词(包括预防、对策、原因、犯罪心理、家庭原因、刑事责任年龄、网络犯罪等)。这一结果也初步表明,我国学术界对“青少年犯罪”的研究主要围绕青少年犯罪原因、青少年预防犯罪等展开。为进一步了解关键词间的内在关系,需要后续思考挖掘“青少年犯罪”领域的研究热点。
(二)社会网络分析 文章借助 UCINET 软件和 NetDraw 软件生成关键词社会网络图谱,如图 1 所示。从图 1 可以看出,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越大代表关键词频次越高,节点间的连线则代表关键词间的联系。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关键词社会网络图谱呈现出整体分散与部分集中的特点。“未成年人犯罪”“青少年犯罪”“犯罪”等关键词位于核心位置,周围连线密集,分别指向“刑事责任年龄”“社区矫正”“恶意补足年龄”“预防措施”“犯罪心理”等高频词,并形成研究热点次中心。此外,在整个网络的外围,还存在零散关键词。这种网络形态也表明,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领域存在许多交叉关联的热点研究问题。
依托 UCINET 对高频关键词的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中介中心性等数据进行测 定,能够更加客观地梳理“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各个研究分支,揭示研究地位。根据 各中心性数值排序,因全部 42 个关键词表格过大,特选取前 15 位进行分析,如表 3所示。具体来看,度中心性代表关键词的重要程度,数值越高越重要。接近中心性反 映个体之间的紧密关系,数值越小,则越可能是该网络的核心点 [5] 。中介中心性衡量的 是行动者对资源控制的程度,在各个关键词中起桥梁作用,数值越高,说明关键词所涉及的研究问题越突出 [6] 。从表 3 可以看出,“刑事责任年龄”“犯罪预防”“社区矫正”等在表格中数值突出的关键词与表 2 中的高频词基本一致,这些词汇也预示着未来的 研究热点与研究趋势。
(三)聚类分析 本研究借助 CiteSpace 软件进行热点关键词的聚类分析,聚类能够根据数据特点将联系紧密的关键词汇聚到一起,进一步反映研究热点的关联情况 [7] 。通过选取 K 聚类,最终生成 8 个类别的聚类图谱,如图 2 所示。为强化聚类实情,在结果基础上结合当前文献具体情况,本研究对一些同义词与相近研究领域进行归并,最终分成四大研究热点进行具体阐述,具体为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青少年犯罪预防研究、青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专门学校与矫治教育研究。 1. 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 为更好地了解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以及为应对青少年犯罪行为出台更多行之有效的矫正方案,深入了解青少年犯罪心理特征与影响青少年成长的家庭因素至关重要。在主观原因方面,章琰、邵晓顺通过对监狱 563 名青少年罪犯进行问卷调查,形成了 16种青少年犯罪的心理描述,不同犯罪类型的犯罪心理存在差异,犯罪心理突出表现为是非观念不清、情感冲动、情绪控制能力差等 [8] 。冯瑛琦以 58 起校园欺凌犯罪典型案件为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青少年欺凌主体在犯罪心理上呈现出行为表达不成熟、情绪难以控制、情绪表述不当、意志力不强等 [9] 。单钰淇运用混沌理论来解释犯罪心理生成机制,青少年心理发育的不成熟在一定因素作用下容易导致犯罪行为,青少年心理变化符合非线性原理,具有突发性与偶然性倾向 [10] 。在客观原因方面,章皓喆认为,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家庭成因包括经济状况、基层因素、家庭结构缺损、家教方式不当等 [11] 。王国祥、林安民认为,专制型家庭、冷漠型家庭、溺爱型家庭、矛盾型家庭等不良家庭教养方式使得未成年人犯罪特征呈现暴力性、复杂性等多种特征 [12]。
2. 青少年犯罪预防研究 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作,需要多方联动,从而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为预防青少年犯罪,学者展开了众多研究。刘仁钊认为,在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思政对策方面,可以通过弘扬美德、全面普法、心理引导等手段进行提前干预 [13] 。于龙在青少年犯罪特征分析和青少年犯罪成因分析基础上提出,可以通过创新社区矫正模式与构建社会关系体系预防青少年犯罪 [14] 。王旭关注边疆地区典型青少年犯罪问题,认为边疆地区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同时,学校与家庭层面都需要更加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 [15] 。除此之外,国外青少年犯罪预防经验也值得关注。路琦通过借鉴美国青少年犯罪社区预防干预实践经验,认为在具体的干预方面要避免威慑或说教类的项目,避免非结构化的技能培训项目等 [16] 。法国面对日益突出的青少年问题,开始通过多渠道搜集青少年犯罪信息以出台各种预防项目 [17]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需要多方联动,进而集中力量,达到有效预防。 3. 青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2024 年,共青团中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提出“力争用 5 年时间,推动出台一批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举措,促进青少年法治素养不断提升,违法犯罪分级预防、干预和矫治体系更加完善”。近年来,青少年恶性犯罪事件频发,也引发了对于青少年刑事政策的争议,主要集中于探讨青少年保护与惩治之间的处置对策。董冰、陈文斌提到,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经历了萌芽期、确立和虚位化时期、初步落实时期、部分内容法定化时期四个阶段 [18] 。崔志伟认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争议焦点在于保护政策的偏绝对化与刑事处遇的适当性 [19] 。很多学者也在讨论恶意补足年龄在中国的适用性,如马松建、潘照东对“恶意”的认定与“恶意”的证明标准进行了定义 [20] 。杨统旭认为,理论上刑事责任年龄已经不符合实际 [21] 。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政策领域,建议学术界未来要继续讨论我国涉及青少年犯罪刑法的完善方案,推动我国刑法的整体发展。 4. 专门学校与矫治教育研究 根据教育部和最高检察院的公开信息,专门学校是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的学校。专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和矫治的重要保护处分措施。截至 2024 年 7 月,我国专门学校达230 所,覆盖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关于专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专门教育存在教学生态环境不佳、内容丰富性不足、教育方式方法单一等现实问题 [22] 。专门学校的教师能力也有不足,尤其是在专门学校教师教育转化领域,自身匹配度不高、专业化不强、科学性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 [23] 。部分学生存在对切身相关的违法认知不全面、法律观念不足等问题 [24] 。二是关于专门教育经验地区借鉴的研究。李琦对比了我国台湾地区的矫正学校的教育特色,认为其关注学生离校就业,并且会借助社会资源为学生回归社会提供辅助 [25] 。瑞典作为福利性国家,通过立法发挥社会福利的优势,明确开展矫正训练并对犯罪青年处罚金 [26] 。专门教育作为青少年犯罪矫治的专门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学术界应针对目前矫治教育存在的实际问题,思考如何充分发挥专门学校的作用,使矫正细则落在实处。 (四)突现词分析 突现词代表某一时段内被引次数突然增加的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显示某一领域的研究趋势 [27] 。如表 4 所示,突现强度较高的词汇有“犯罪治理”“专门学校”“分级处遇”等。在研究热度上,突现词普遍持续 2 ~ 4 年,研究持续性不强,也说明一些话题的学术研究热度仅停留在一段时间。 突现阶段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17—2018 年,“法律援助”一词研究热度高。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在涉青少年犯罪案件方面,法律援助能够进一步保障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2018—2021 年,研究聚焦校园暴力。该阶段出现过数起有不良影响的校园暴力事件,这一阶段上映的青春伤痛电影也引起社会反思,促使学术界抓住热点开展了一系列关于校园暴力防治的研究。 2022—2024 年,关注青少年犯罪治理与全面干预,突现词如“分级干预”“核准追诉”“网络犯罪”“专门教育”等。此类研究着重关注新媒体背景下青少年网络犯罪的成因与对策探讨,同时呼吁解决好恶性低龄犯罪的核准追诉问题。突现词持续时间最长的是“预防措施”“专门学校”“分级处遇”,持续了 5 年,是 2020—2024 年较具影响力的研究前沿,同时也是持续至今的前沿热点,说明学界长期关注青少年犯罪的预防措施,尝试寻求降低青少年犯罪率的有效方法。
四、研究结论 基于对文献的计量分析,最近 10 年的青少年犯罪研究基本勾勒出一幅发文数量递减、研究机构独立、长期深度研究学者较少、研究领域较为单一的研究图景,纵向热点主题梳理方面也呈现出特定视域下的研究内容。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前 5 年有过一阵激烈讨论,之后发文数量逐年减少,一方面是由于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已较为成熟,另一方面是由于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健全,各种青少年犯罪案件数量下降,学者在该领域的关注度也随之下降。近 10 年的研究发展大致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研究所跨学科基本分布在法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这种学科间的交往并没有将青少年犯罪领域的研究向纵深打开,重复性选题过多、缺乏特别新颖的切入视角等问题仍存在,这也是该领域研究数量逐年下降的原因之一。 第二,在行文上大多流于提出问题、主要特征、解决路径等方面,缺乏独创性地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有力举措,也没有回应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青少年犯罪问题所呈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部分观点不具参考价值。 未来涉及青少年犯罪的研究话题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大众传媒建立优质内容生产机制,正向塑造青少年价值观。随着新媒体的发展,青少年接触网络变得容易,而网络利用不当对于青少年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不管是网络游戏的暴力情节还是色情、赌博等不良诱导,或是极端追星产生的文化影响方面,对青少年的正确引导都显不足。根据《2021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到 1.91 亿。青少年网络犯罪的风险在逐渐增高。目前,青少年网络犯罪的主要类型包括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网络色情等。因此,在媒体监管、内容优化与舆论引导等方面,需要社会、家庭和学校等各个环节加强关注,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第二,家庭回归教育本位,夯实青少年发展“第一课堂”。纵观已有研究成果,不难发现,个别青少年犯罪事件的背后存在家庭教育的缺失。良好的家庭环境对于青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家长应关注孩子成长,给予其足够的陪伴,多了解其内心想法,营造温暖的家庭氛围。负有监护职责的家庭成员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是第一位的,要充分发挥家庭作为预防青少年犯罪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28] 。同时,建立平等、开放的双向沟通渠道,及时运用合理方式加以管教,真正做到预防青少年犯罪。 第三,继续完善青少年司法体系,为青少年划出底线。“专门学校”与“分级处遇”仍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学术界关注的重点话题,制度优化和矫治教育所蕴含的青少年犯 罪治理价值还未得到充分挖掘。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治 理工作白皮书(2023)》,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治理工作仍有提升空间。未来应不 断完善司法制度,对青少年犯罪问题加以威慑,通过教育矫正帮助涉罪青少年回归正常生活。针对青少年群体高发的犯罪行为必须通过司法来解释,从而进一步明确法律边界。未来学术界除了继续从典型事件中总结矫正经验外,建议进一步探索建立更加适合我国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司法体系,从而推动人性化司法与保障青少年合法权益。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十四五”时期在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方面搭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青少年权益保护体系,为实现下一代工作发展的“2035远景目标”,全面提升青少年思想道德素养和发展水平奠定了基础。未来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要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新形势下的典型青少年犯罪问题进行深入挖掘,注意要深刻走进青少年群体,除了发现个体化的问题,同时也要敢于批驳过于关注个体化的悖论。学者要致力于探究如何塑造更加健康的青少年群体,从而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以此助推一批又一批青少年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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