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国良  陈紫薇

摘  要：家庭困境是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本文以生态系统理论和家庭系  统理论为主要理论框架，梳理了家庭困境对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包括家庭结 构、家庭关系、家庭氛围、家庭功能等家庭因素的消极作用。同时分析了家庭困境作为  宏系统风险因素危害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介质”，所发挥的“承上启下”或“推波助 澜”的间接效应。最后，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研究和教育实践提供建议，应以整体性、 系统性视角开展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研究，以改善家庭困境为主要目标，家庭、学校、社 区等微、中、宏系统协同并进，推进困境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实践。

关键词：困境儿童；家庭；心理健康；生态系统理论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502(2025)04-0013-12

作者简介：俞国良，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紫薇，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浮出水面”并成为教育热点。2023 年 10 月，民政部等 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一些困境儿童由于受成长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面临心理健 康问题，其中， 一些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由于缺乏陪伴或难以适应流入地生活等原 因，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关心关爱。”[1]  实然，在多重困难与压力 下，困境儿童的心理资源出现耗竭，心理健康状态呈现出恶化的趋势。究其原因，家 庭这一因素在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家庭困境是指困境儿童家庭系统内的一个或多个因素在消极维度上的表达，如破 碎的家庭结构、矛盾的家庭关系、不良的家庭氛围和失调的家庭功能等，家庭困境以 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消极影响 [2]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的 发展与所处环境间存在交互作用，所以社会环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可以被归纳在一组 以个体为圆心，微、中、宏三个系统由近及远向外拓展的嵌套式结构中 [3] 。以该理论 理解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及其风险因素，家庭困境位于儿童生活的微系统，不仅会对 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直接的消极影响，还是宏系统中的风险因素危害心理健康的“介 质”，发挥着“承上启下”或“推波助澜”的间接效应。因此，改善家庭困境应是提升 困境儿童心理健康水平的主要抓手。本文描述了困境儿童的特征和心理健康现状，以 生态系统理论为基础，深入分析了家庭困境对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并从微、中、宏系统三个角度出发，为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提供建议。

一、困境儿童及其心理健康状况

（一）困境儿童的定义和特征

困境儿童（disadvantaged children）包括十八周岁以下的留守、流动、贫困、流 浪、重病、重残等未成年人。《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具体指出了 困境儿童所包括的对象：“困境儿童包括因家庭贫困导致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儿 童，因自身残疾导致康复、照料、护理和社会融入等困难的儿童，以及因家庭监护缺 失或监护不当遭受虐待、遗弃、意外伤害、不法侵害等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侵害 的儿童。”[4] 《指导意见》又将留守、流动儿童纳入困境儿童的范畴 [1]。

困境儿童因家庭贫困、自身残疾或患病、家庭监护缺失或不当等原因，面临生存、 发展和安全困境 [1][4] 。首先，困境儿童面临生存困境。除重病、重残儿童长期承受疾病 痛苦和就医压力外，其他困境儿童也暴露于罹患身体疾病的风险中，如流浪、贫困和 留守儿童可能存在营养摄入不足的情况，这将会提高其罹患贫血、发育迟缓等其他身 体疾病的风险 [5] 。其次，困境儿童面临发展困境。多数困境儿童存在就学困难问题，例 如，流动、留守、重病、重残儿童面临较高的学业中断风险。同时，部分社会经济地 位较低的困境家庭掌握的文化资本较为匮乏，也会导致儿童的发展受限。例如，《中国 儿童发展报告（2024）》指出，农村小学生年人均图书阅读量为 3.27 本，远低于我国小 学生的平均图书阅读量（10.32 本）[6] 。最后，困境儿童面临安全困境。相较于其他儿 童，困境儿童更容易在社会环境中经历欺凌、排斥等事件 [7] ，在缺乏监护的情况下还可 能遭受虐待、暴力 [4] ，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二）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现状

心理健康的双因素模型强调，心理健康是一种“完满”的状态，是指个体在没有 精神疾病的基础上，能够良好地适应社会环境，拥有幸福感，并具备自我实现的潜力 [3] 。因此，判定儿童是否具有良好的心理健康状态，需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消极 心理健康状态的消除，表现为无心理困扰和心理疾病；二是积极心理健康状态的获得， 包括高水平的幸福感和积极的心理品质。实际上，按上述标准评估困境儿童的心理健 康，其现状不容乐观。

困境儿童通常伴有较多的消极心理健康状态。他们经常经历负性生活事件和消极 情绪，持续的情绪负担可能会导致困境儿童“病急乱投医”，采取非适应性的应对方 式，进而为其带来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一方面，困境儿童可能会压抑这些负面体验， 导致消极情绪的积压，从而引发内化问题，如焦虑和抑郁症状，症状恶化则可能发展 为情绪障碍。例如，内化问题在我国留守儿童中的检出率高达 12.1%~57.6%[5][8]，重病、 重残儿童罹患抑郁症的概率比健康儿童高出十倍 [9]。另一方面，困境儿童可能会通过行 为将消极情绪发泄至外部环境，表现为攻击、破坏规则等外化问题。有研究表明，困  境儿童的外化问题水平显著高于一般儿童 [10]。

困境儿童的积极心理健康状态受损。困境儿童的幸福感水平较低，有研究表明， 留守、重病、重残儿童的幸福感水平显著低于一般儿童 [11][12] ，且经济贫困会降低儿童 的生活满意度，损害其幸福感 [13] 。此外，困境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水平较低。研究表 明，困境儿童的自尊、自我效能感受到了损害 [14][15] ，这些用于维护心理健康的心理资 源不足，困境儿童抵御心理健康风险的能力，以及从心理困扰中恢复的能力均会受到损害。

二、家庭困境对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

家庭困境的直接影响表现为消极家庭因素对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危害。一般来说， 家庭因素可分为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氛围和家庭功能。家庭系统理论指出， 家 庭是情感与行为相互联结的整体系统，家庭成员将在组织结构的基础上，通过情绪联 结和互动模式建立关系；同时，教养方式将促进构建稳定的情感氛围风格，这些因素 将影响家庭对儿童身心发展的支持能力 [16] 。本文以这四类家庭因素为脉络，梳理家庭 困境对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直接危害。

（一）家庭结构

家庭结构（family structure ）指的是通过婚姻状态、血缘关系、居住模式以及法定监护关系而形成的亲属组织形式。根据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家庭系统的结构稳定性是其功能性的前提 [17] 。家庭结构的完整性有助于构建明确的角色分工体系，督促家庭成员们“各司其职”，共同维护家庭功能，进而为儿童的适应性发展 提供有效支持。因此，在结构完整的家庭中，儿童的心理健康状态相对较好。

然而，部分困境儿童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着“双亲缺席”的现状，其中以孤儿为典 型，但留守儿童最为突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大规模的“城镇化”，促使乡村劳动力发生流动和迁移，导致留守儿童的数量不断增加。留守儿童的双亲外出打工，使得 其家庭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双亲的监护权在法律层面保持完整，但在实际养育层面则 发生断裂，这可能会导致留守儿童长期经历着与孤儿相似的“双亲缺席”的负面体验。 于困境儿童而言，这种负面体验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困境儿童的行为缺 乏父母监管，诸如敌意行为、攻击行为等外化行为，以及物质滥用等危险行为的发生  率大大增加。其次，“双亲缺席”将为困境儿童带来大量的消极情绪，以孤独感为典型， 从而诱发情绪困扰，是抑郁、焦虑等内化问题的温床 [18] 。可见，“双亲缺席”带来的 破坏性影响集中在行为养成和情绪体验两方面，均会为困境儿童带来更多的心理健康问题。

此外，部分困境儿童也可能面临着“单亲缺席”的情况，究竟是母亲缺席更糟糕， 还是父亲缺席更糟糕，对这一问题尚无定论。有研究表明，相比于其他非核心家庭结 构，由母亲单独抚养时，困境儿童涉及的心理健康问题种类更多，问题更严重 [19]。 然而，也有研究表明，留守儿童由父亲单独抚养时，其自杀的发生率高于其他留守儿  童 [20]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养育责任具有教养主体差异，母亲主要提供关爱和照  顾，父亲则负责管教和惩罚，不同教养主体的缺席对留守儿童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但这方面的影响仍需更多研究加以验证。

（二）家庭关系

家庭关系主要是指家庭成员间的情感联结和互动模式 [16] ，表现为家庭成员间的亲 密度、沟通模式和矛盾水平 [21] 。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指出，儿童根据亲子 互动和亲子关系构建关于“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认知模式，这种内部工作模型是未来 人际关系的“前身”[22] 。换言之，积极的亲子关系有助于儿童形成适应性的社交策略， 帮助其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更多的情绪支持和积极体验，是维护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然而，困境儿童往往面临家庭关系劣势。困境家庭承受着较多的生存困难和家庭 任务，这可能会诱发大量的家庭矛盾和成员冲突，进而破坏家庭关系。此外，沟通障 碍是家庭关系受损的另一大诱因。例如，位于社会低层的父母缺乏与子女进行积极沟 通的意识 [23] ，留守家庭的亲子沟通依赖于短信、微信等非同步性的远程沟通渠道，这 种方式的互动性和及时性较差，削弱了亲子沟通的质量 [24] 。这些沟通问题会成为亲子 间传递信息和表达爱意的障碍，最终破坏亲子间的情感联结。长此以往，不良的家庭 关系将导致亲子双方在相处中产生较多的消极情绪，剥夺儿童的安全感，诱发心理困 扰。更为严重的是，困境儿童可能会将亲子间的消极沟通模式内化为非适应性的人际 互动模式，并将其应用于社会交往中，进行消极表达或消极归因，进一步增加困境儿 童在社会环境中发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 [22]。

（三）家庭氛围

家庭氛围（family atmosphere）指的是以父母教养方式为核心所构建的家庭情绪 氛围，是整体的、较为稳定的心理环境。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是指父母通过 互动行为传递给孩子的态度、观念和情绪的集合体，是家庭情绪氛围的决定性因素 [25] ，分为积极的教养方式和消极的教养方式两种。积极的教养方式会营造安全、温暖 的情绪氛围，这不仅能够鼓励儿童勇敢地探索环境，还能促使儿童的情绪、认知和行 为方式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从而保护其心理健康 [22]。

然而，困境家庭时常存在消极教养方式倾向，从而营造出不良的家庭氛围，对困  境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威胁。困境家庭的消极教养方式偏好和相应的家庭氛围可能呈 现出两种模式。一是冷漠型，困境家庭的父母疲于解决生存问题，从而产生父母倦怠， 疏于对子女的关爱和看顾，表现出忽视型的消极教养方式 [26] 。这不仅会产生与“双亲 缺位”相似的消极影响（如前所述），更重要的是，“父母隐形”造就了冷漠的家庭氛 围，尤其是在家庭结构完整的情况下，会让困境儿童发展出“我不值得被爱”的自我 概念，使其自尊、心理韧性等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受到抑制，进而导致困境儿童难以  抵抗环境中出现的各类心理健康风险。二是紧张型，与前一种忽视型教养方式相反， 困境儿童的父母还可能表现出过度的控制和严厉的管教，从而造就紧张的家庭氛围 [27]。 长此以往，这种教养方式会成为困境儿童的慢性压力源，从而破坏其应激系统，使得 困境儿童难以应对压力所带来的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严重时还可能诱发精神疾病。 可见，困境儿童的父母可能存在消极的教养方式倾向，从而导致困境家庭中萦绕着冷 漠或紧张的情绪氛围，破坏困境儿童的情绪状态和认知功能，对其心理健康造成威胁。

（四）家庭功能

家庭功能（family functioning）指的是家庭系统满足成员生活和成长需要的能力。 若要保证儿童健康、积极地发展，家庭系统需要发挥一系列功能。例如，物质保障和  情绪支持的基础性功能、促进儿童完成社会化和适应性发展的支持性功能，以及帮助 儿童和家庭面对突发事件的维护性功能等。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功能的良好发挥依赖 于其他家庭因素所呈现出的积极工作模式，例如明确的角色分工、开放的沟通方式、 充分的情感表达等 [28] 。可以说，家庭功能是在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和家庭氛围的基础  上形成的。

良好的家庭功能能够保障儿童的积极发展，增强其心理韧性和心理复原力，是维 护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29] 。困境儿童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较多，因此需要更高水平的 家庭功能，以缓冲风险因素对其心理健康造成的危害，但实际情况却截然相反。如前 文所述，家庭困境在其他家庭因素方面表现出劣势，这会导致家庭功能发生障碍，无 法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维护提供支持。例如，糟糕的家庭关系和消极的家庭氛围可 能会抑制困境儿童的沟通意愿和情感表达。此时，家庭提供情绪支持的基础性功能发生障碍，大量减少了困境儿童能从家庭系统中获取并用于应对自身消极情绪的能量。 缺失的家庭结构不仅破坏了角色分工、情感沟通，还降低了家庭处理危机和风险的能 力，其所造成的家庭功能障碍更是多方位、深层次的。总之，若困境儿童的家庭功能 发生障碍，则难以为这些儿童的心理健康提供保护。

三、家庭困境对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间接影响

以生态系统理论来看，宏系统中存在远端风险因素，其作用于困境儿童心理健康 的消极影响以微系统的家庭困境为“介质”[3] 。具体而言，家庭困境作为宏系统风险因 素的影响机制表现出两种作用：一是作为中介因素，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宏系 统风险因素加剧家庭困境，两者共同对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累积风险效应；二是 作为调节因素，发挥“推波助澜”的作用，家庭困境可能会放大宏系统风险因素对困 境儿童心理健康的消极作用。宏系统中的风险因素可分为政策、经济、文化、科技四类因素。

（一）政策因素

完善的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工作格局，能够有效提升困境儿童心理健康水平。因此，在建立健全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体系时所面临的建设难题，可能会成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

心理健康服务的可及性较低是心理健康重大危机之一 [3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在高收入国家中，35%～50%的精神疾病患者未能得到专业治疗，中低收入国家的相应比率升至76%～ 85%[31] 。专业人员紧缺、心理健康资源不均或许成为困境儿童 获取心理健康服务时的系统性障碍 [30] 。有调查显示，农村学校缺少专职心理教师和专 门的心理咨询室 [32] 。可以推测，在困境儿童较为集中的地区，若有助于心理健康的资 源较为匮乏，将会导致困境家庭在寻求心理援助时“求助无门”，错失进行心理教育、 干预和治疗的最佳时机，导致困境儿童的心理问题恶化。此外，在心理健康资源分布 不均的情况下，困境家庭迫于无奈选择跨地区接受心理健康服务，将会进一步增加家 庭所需承担的经济成本和心理压力，并通过家庭系统内的压力传导机制，再次对困境 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损害，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可见，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体系中的建设性难题，尤其是心理健康服务可 及性较低这一问题，不仅限制了部分困境家庭及时获取关爱服务的机会，进而阻碍儿 童心理健康的恢复，还可能加剧家庭的经济和心理压力，对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二次威胁。

（二）经济因素

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问题会衍化为困境家庭的贫困问题。经济发展不稳定所带来 的物价上涨、就业率下降等民生问题，会加大困境家庭基本收入与生存开支之间的缺 口；经济发展不均衡则有可能再次拉大贫富差距，使困境家庭面临更加严峻的生存窘 境。进而，家庭层面的贫困问题将进一步加剧家庭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消极家 庭因素对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危害作用。

根据家庭压力模型（family stress model）[33] ，经济贫困所带来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将作用于整个家庭系统，诱发消极家庭因素，势必会对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造成 威胁，其作用机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破坏家庭关系。有研究发现，在经济欠发  达地区，留守儿童的亲子关系会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坚毅、亲社会性、自我效能感等积 极心理品质的发展之间起中介作用 [23] 。这暗示在亲子分离且缺乏沟通的情况下，因经  济贫困而爆发的矛盾和冲突会加剧亲子关系的恶化。二是增加父母的消极教养行为。 研究表明，经济压力和负性生活事件导致家庭形成专制型教养方式的偏好 [34] 。同时， 困境家庭的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可能较低，因此缺乏积极教养的意识、知识和经验，从 而难以提供积极的教养方式和温暖的家庭氛围。三是损害家庭功能。受经济贫困影响 的各类家庭功能中，提供物质保障的基础性功能首当其冲；此外，低社会阶层的困境 家庭还缺乏教育资源和心理健康资源，因此对儿童发展的支持性功能和对心理健康的 维护功能也会受到抑制。

显然，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问题将催生困境家庭的贫困问题，经济压力使得家庭 系统消极表达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从而加剧了家庭困境对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危害。

（三）文化因素

污名化是影响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文化风险因素。公众的认知和态度可能会 对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若困境儿童被贴上“弱小”的标签，将导致其在学 习和人际交往的过程中遭受不公平待遇，如学校拒收、校园欺凌等负性生活事件，这 会对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和家庭产生消极影响 [5]。

宏观层面的污名化还可能对困境家庭的功能产生消极影响。针对困境儿童的污名 化会引发中观层面的歧视现象，具体表现为家庭单元在社会网络中的孤立状态，与社 区、学校等社会支持单元相对隔离，导致困境家庭从社会系统中获取物质、信息、情 感等资源的机会受限，从而诱发两种负面影响 [35] 。一方面，困境家庭用于应对压力的 资源有限，从而削弱了困境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家庭韧性降低；另一方面，困境家 庭在面临困难时无法及时获得社会援助，导致家庭复原力下降。这些变化最终会导致 家庭功能水平的下降。进而，低水平的家庭功能无法为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维护提供 支持。除了对家庭的影响，污名化还将导致困境儿童在社会互动中频繁地经历挫折体 验，包括但不限于欺凌、社会排斥、感知歧视等，这些体验严重威胁着困境儿童的归属感、安全感等基本心理需要 [5][7] 。然而，受损的家庭功能无法有效发挥其维护功能， 也就无法及时地修复负性生活事件对困境儿童所造成的心理创伤。

总之，作为一种文化风险因素，污名化会损害困境家庭的家庭韧性和家庭复原力， 降低其对儿童心理健康的维护功能，从而导致困境儿童在自身遭受污名化的消极影响 时，无法获得充足的家庭支持，缺乏及时的抚慰，最终对心理健康产生累积性损害。

（四）科技因素

近年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促使教育实践和心理健康维护 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线上筛查和数字化干预等技术手段极大地促成了心理健康知 识的易得性和心理健康服务的普遍性；此外，数字化课堂赋能的素质教育实践有效地 促进了儿童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与数字技术相关的两类风险，即数字技术缺乏和 数字技术滥用，则为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带来更多挑战。

部分困境儿童的家庭贫困问题严重，因而面临着数字技术缺乏的情况，比如缺少 接受数字课堂服务和线上心理健康服务的机会。这不仅会减少心理健康的可用性资源， 更严重的是，在当下数字技术与课堂教学高度结合的教育环境下，数字技术缺乏将限 制困境儿童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学习的能力，从而导致其面临更多的学业困难、发展落 后等问题 [36] 。这些数字劣势所导致的发展劣势，可能会强化困境儿童的自卑感体验和 消极的自我图式，从而诱发心理健康问题。可见，数字鸿沟可能会衍化为资源劣势与 教育劣势，从而威胁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

然而，那些能够获得数字技术支持的困境家庭则需要警惕数字技术滥用的现象， 尤其是数字成瘾，这将会对困境儿童及其家庭产生消极影响。首先，当数字成瘾在困  境家庭的家长中流行时，则会出现“父母低头”和“父母倦怠”的现象。家长过于依 赖手机，疏于家庭沟通和子女教养，将会损害家庭的关系、氛围和功能，加剧家庭困  境，进而诱发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 [37] 。其次，当数字成瘾在困境儿童中流行时， 则会造成“心理困扰—家庭困境—数字成瘾”之间的恶性循环。包括家庭困境在内的 压力源将会强化困境儿童逃避现实的动机，从而驱动其沉浸于虚拟的网络关系或世界 中，以此获取即时的积极体验。数字成瘾会剥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同时，现 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的落差将会放大困境儿童的失落感，强化其消极情绪体验，最 终造成更加严重的心理健康困境 [38]。

由上可见，数字技术使用与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可能呈“倒 U 型”关系。在数字技 术缺乏的情况下，数字鸿沟引发资源劣势和发展劣势，最终导致心理健康劣势。在数 字技术滥用的情况下，数字成瘾则带来隐患，使家庭困境的情况雪上加霜，困境儿童 因而面临更多的心理健康风险。

四、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与实践建议

（一）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建议

未来针对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是对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全面的描述性调查。首先，研究对象应全面。 以往多数研究仅调查某类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对留守、流动儿童的研究居 多），而非将困境儿童作为整体进行考虑。未来研究对象应尽可能囊括多类困境儿童， 不仅要讨论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共性问题”，还要比较不同类型困境儿童所面临的心 理健康“个性问题”，以此达到对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全面认识。其次，研究选取的心理 健康指标应全面。以往调查研究以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为主，未来研究还应关注困 境儿童的幸福感和积极心理品质，通过对积极和消极这两类心理健康状态的描述，完 成对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全面调查。

二是基于系统观念开展有关家庭与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家庭是一个系 统，各个家庭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且从实际经验来 看，家庭困境通常表现为多种家庭因素在消极维度上的共变。然而，以往多数研究只 关注特定家庭因素对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单一的研究视角将导致研究结果存在 局限性。因此，未来研究应将家庭作为包含多类因素的环境系统，探索困境家庭系统 模式的特点、变化，以及它们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此外，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状况 不良的原因也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来看，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可 被归纳在微、中、宏的嵌套式系统中。然而，系统之间会如何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 用如何通过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表现出来？当前实证研究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足，视 角也较为分散，未来研究应基于系统观念对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 用进行探讨。

（二）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实践建议

家庭困境是影响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风险因素。因此，心理健康服务的实践 工作，应将改善家庭困境作为心理健康服务实践的主要抓手，从而有效提升困境儿童 的心理健康水平。

在微观层面，应加强家长的监护责任意识，调动困境家庭的主观能动性，改善其 家庭关系和家庭氛围。父母是儿童成长的第一责任人，也是家庭的主要建设者，因此， 父母应主动承担起改善家庭困境、提高家庭功能的责任。主要应对措施包括，对困境 家庭开展关于积极养育、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活动，向困境家庭普及心理健康的基 础知识和求助渠道；同时，努力提高困境父母积极教养、开放沟通的意识和能力，从 内部瓦解不良的家庭模式，从而提升家庭功能水平。

在中观层面，加强学校、社区的服务责任意识，完善社会支持网络，帮助困境家庭恢复家庭功能。学校和社区是困境家庭直接接触的社会单元，因此学校和社区在关 爱服务中的主动性和专业性能切实帮助困境家庭解决现实困难，并为其提供社会支持， 帮助困境家庭恢复家庭功能。具体而言，一是培养学校和社区识别风险和预防危机的 意识，学校和社区应对管辖范围内的困境家庭情况和困境儿童心理健康状态进行定期 摸排；二是鼓励学校和社区积极主动地与困境家庭建立联络沟通，成立专项工作小组， 为困境家庭提供专门化的心理健康服务；三是提高关爱服务的专业水平，学校和社区 应定期对困境家庭进行专业知识技能培训，安排专业人员承担困境家庭心理健康服务 专项工作，努力提高并最大化发挥社工和心理专职教师的专业心理服务能力。

在宏观层面，发挥政策文化的导向功能，促平等，重关爱，尽力解决困境家庭的 急难愁盼问题。在经济福利方面，尽力提高困境家庭的经济补贴，简化困境儿童认定、 上学、就医等公共服务的行政流程，提高办事效率，从而减轻困境家庭的经济压力和 精神负担。在文化宣传方面，加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宣传工作。一是要向地 方政府及部门进行宣传， 自上而下实现对困境儿童及其家庭的关注和重视。二是要向 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加大对留守现象、流动现象的科普宣传，祛除人们对困境儿童的 污名化认识，减少对困境儿童的歧视、欺凌、社会排斥等负性事件，激发全社会对困境家庭的关爱和帮助。

【参考文献】

[1]   民政部 , 教育部 , 国家卫生健康委 , 等 . 关于加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EB/OL].(2023-10-26).

[2]   BUSH N, WAKSCHLAG L S, LEWINN K Z, et al. Family environment, neurodevelopmental risk, and the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child health outcomes (ECHO) initiative: Looking back and moving forward [J].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2020, 11(17):547.

[3]   俞国良 . 心理健康的新诠释 : 幸福感视角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22(01):72-81.

[4]   国务院 .  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 [EB/OL].(2016-06-13).

[5]   WANG M, VICTOR B G, HONG J S, et al. A scoping review of interventions to promote health and well- being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mainland China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20, 50(05):1419- 1439.

[6]   中国儿童中心 . 儿童蓝皮书 : 中国儿童发展报告 (2024)[M].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115-118.

[7]   HU Y, HU J, ZHU Y.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on mental health among Chinese migrant and left-behind children: A meta-analysis [J].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2022, 17(05):2525-2541.

[8]   CHENG J, SUN Y H.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J].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2015, 41(04):515-523.

[9]   WANG H Q, LU J J, ZHAO H H, et al. Vulnerable conditions syndemic,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school children in China: Cross-sectional census findings [J].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2024, 18(01):59.

[10] HU H W, GAO J M, JIANG H C, et al.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ehavior problems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migrant children and local children [J]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8, 15(04):655.

[11] SAVAGE A, MCCONNELL D, EMERSON E, et al. Disability-based inequity in youth subjective well-being: Current finding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 Disability and Society, 2014, 29(06): 877-892.

[12] ZHOU Q S, GUO S L Y, LU H J. Well-being and health of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The roles of parental absence, economic status, and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J]. 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2021, 16(05):2023-2037.

[13] CHEN K M. Subjective poverty, deprivation,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 multilevel growth curve analysis in Taiwan [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20, 114:105045.

[14] XIE M M, SU C J.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nd depression among left-behind adolescents in China:Medi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J].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2020, 50(04):e11361.

[15] CHEN J J, GUO X Y. Poverty stifles ambition: The role of self-efficacy and perceived social fairness in the future orientation of adolescents from financi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J]. Youth and Society, 2024, 56(02):263-282.

[16] COX M J, PALEY B. Understanding families as systems [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3, 12(05):193-196.

[17] GANONG L, SPREY J, ATKINSON M P, et al. Sourcebook of family theories and methods: A contextual approach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1994, 56(02):511.

[18] HUNG J S, CHEN J C, CHEN O L V. A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ntal health issues and being left- behind gendered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Plos One, 2023, 18(04):15.

[19] 邹超逸 , 郭佩融 , 黄建萍 , 等 . 家庭结构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与健康相关行为的关系 [J]. 中国学校卫生 , 2023(44):715-719.

[20] QU G B, SHU L Q, ZHANG J. Suicide ideation, suicide plan, and suicide attempt among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 .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2021, 51(03):515-527.

[21] JENSEN A C, KILLOREN S E, CAMPIONE-BARR N, et al. Sibling relationships in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in multiple contexts: A critical review [J].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23, 40(02):384-419,

[22] BOWLBY J. Attachment and Loss [M]. New York:Basic Books, 1980:37-40.

[23] 崔宝琛 .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亲子关系与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基于两省两校农村儿 童调查数据的研究 [J]. 人口与发展 ,2023,29(04):2-19.

[24] HAN X Y. Being family via WeChat: Children's interpretation of long-distance family relationships  [J].

Children and Society, 2025, 39(01):286-303.

[25] MORRIS A S, SILK J S, STEINBERG L, et al. The role of the  family contex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J]. Social Development, 2007, 16(02):361-388.

[26] LIU X H. Parenting styles and health risk behavior of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J]. 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 2020, 29(03):676-685.

[27] CHERNG H Y S, GODFREY E, RARICK J. Parenting in a new world: Migration, social class, and parenting, and links to academic outcomes in China [J].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2022, 54(05):458- 481.

[28] 方晓义 , 徐洁 , 孙莉 , 等 .  家庭功能 : 理论、影响因素及其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 [J]. 心理科学进展 , 2004, 12(04):544-553.

[29] GASPAR T, GOMEZ-BAYA D, TRINDADE J S,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ing, parents' psychosocial factors, and children's well-being [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22, 43(09):2380-2397.

[30] KAZDIN A E. Interventions in everyday life to improve mental health and reduce symptoms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24, 79(02):185-209.

[31] 世界卫生组织 .2013—2020 年精神卫生综合行动计划 [R].  日内瓦 : 世界卫生组织 ,2022.

[32] 孙向红 , 蒋毅 . 心理健康蓝皮书 :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23—2024)[M].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25:179-199.

[33] BOTHA F, BOOYSEN F, WOUTERS E. Family functioning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South African families: A test of the social causation hypothesis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8, 137(02):789-811.

[34] COBB-CLARK D A, SALAMANCA N, ZHU AN. Parenting style as an investment in human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19, 32(04):1315-1352.

[35] WILKIE L, RODERICK S, FISHER Z, et al. Improving wellbeing through local communities: A mixed methods study on the role of relationship building [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25, 26(03):47.

[36] GUO C B, WAN B S. The digital divide in online learning in China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J].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22, 71:102122.

[37] MIKOLAJCZAK M, BRIANDA M E, AVALOSSE H, et al. Consequences of parental burnout: Its specific effect on child neglect and violence [J].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2018(80):134-145.

[38] SHANG R Z, PANG H S, JIANG J J, et al. Internet addiction and depressive and anxious symptoms among Chinese rural left-behind adolescents: Mediating roles of resilience and friendship quality [J].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2023, 50(01):e13160.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跨学科重大创新规划平台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