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育标准与实践/韩春花 胡家欣:屏幕暴露对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的影响:亲子互动的中介作用 |
发布日期:2025-04-29 浏览次数: 字体:[ 大 中 小 ] |
摘要:为探究屏幕暴露对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选取302名3岁幼儿家长收集幼儿屏幕暴露情况、家庭基本信息、亲子互动情况,采用Gesell量表评价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在性别、家庭结构、主要带养人方面没有显著差异,而在屏幕暴露的时长、内容、形式、家长陪伴方式和屏幕迁移上存在显著差异;屏幕暴露、亲子互动与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亲子互动在屏幕暴露与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能力间起中介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家长应树立正确的屏幕暴露观念,建立科学的养育理念;重视科学的屏幕使用,合理引导幼儿屏幕暴露;营造良好的家庭媒介生态,进行高质量亲子互动。 关键词:3岁幼儿 屏幕暴露 表达性语言能力 亲子互动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项目“新媒体工具的使用对幼儿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研究”(编号:DHA2103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韩春花,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讲师,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广东学前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通讯作者) 胡家欣,广东省军区第一幼儿园教师 一、问题提出 生命的前3年大脑细胞和神经元网络快速发展,是大脑可塑性最强的阶段,是幼儿语言发展的最关键时期。表达性语言能力作为幼儿语言发展的关键领域,受到学界广泛关注。[1]表达性语言能力是指个体利用言语、书写或手势等方式,将内在的思维和情感外化为具体、有意义且遵循语法规则的形式。[2]研究显示,幼儿表达性语言能力可有效预测其读写能力的发展与日后的学业成就。[3-4]探求幼儿表达性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对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与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尽管已有研究从个体因素、外界环境因素和教育因素对幼儿语言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考察,然而部分影响因素的内涵和要义正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比如家庭媒介生态环境。媒介生态理论认为,作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关键环境要素,媒介与人的互动能够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系统,不仅塑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5]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家庭媒介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各类电子产品深度融入家庭环境中,因此幼儿不可避免地在家庭生活中进行屏幕暴露。 屏幕暴露是幼儿使用带有屏幕的电子产品(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台式电脑、游戏机、电视机等)的行为活动。[6]关于屏幕暴露是否促进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7]有研究表明,屏幕暴露对幼儿语言能力的发展呈现负相关性。[8]然而,最新的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屏幕暴露对幼儿的语言能力并无负面影响,反而与其词汇量的发展呈现正相关性。[9]可能的原因如下:一是以往研究将屏幕暴露与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看成简单的线性关系,未能充分说明屏幕暴露对幼儿语言发展影响机制的复杂性。二是对幼儿屏幕暴露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屏幕时间和屏幕内容方面,较少将电子媒介的互动模式、家长对幼儿使用电子产品的陪伴形式和知识迁移纳入考虑。[10]三是以往研究忽略了幼儿屏幕暴露过程中的亲子互动对其语言习得的影响机制。[11]此外,已有研究中研究对象多集中在4~6岁的幼儿,对于3岁学龄前幼儿的屏幕暴露情况研究较少。因此,有必要探讨和研究家庭新媒体环境中幼儿屏幕暴露对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以帮助教育工作者与幼儿家长深入认识屏幕暴露与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关系的影响,从而为幼儿提供适宜的教育环境,促进幼儿学习与发展。 目前,针对屏幕暴露对幼儿发展的影响相关研究较多集中在对幼儿认知与非认知发展方面。胡贝尔等人在一项探索电视对幼儿认知发展影响的纵向研究中发现,幼儿4岁时较差的执行功能与高频率的家庭电子屏幕暴露有关,当儿童观看专为他们设计的内容比如幼儿动画片,与成人电视内容相比,对他们的执行功能的损害较小。[12]李汪洋等人研究发现,当幼儿每天看电视时间超过30分钟时,其非认知能力水平随其看电视时间的增加而降低,然而幼儿在进行学习类屏幕活动时与学前儿童的非认知能力之间存在积极的关系。[13]随着屏幕暴露与幼儿发展相关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屏幕暴露对幼儿表达性语言的学习和发展的影响。李敏谊等学者研究发现,屏幕暴露的持续时间对其词汇、表达能力的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与语言延迟症状显著相关。[14]然而,诺伊曼在一项实验研究中发现,容易接触具有交互性电子媒介的幼儿的早期读写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高于对照组。[15]鉴于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屏幕暴露时长负向预测3岁幼儿的表达性语言发展,益智类屏幕内容与交互式屏幕形式正向预测3岁幼儿的表达性语言发展。 亲子互动是幼儿与父母直接或间接交流并且相互影响的言语过程和方式。[16]已有研究指出幼儿屏幕暴露对亲子互动具有显著影响。柯克兰等人研究发现,家长在与幼儿的互动中,会被电视分散注意力,从而减少与幼儿的互动交流,并且家长还会把电子产品作为陪伴幼儿的电子保姆,进一步降低了亲子互动的质量和频率。[17]贾尔哈赫河等人研究发现母亲的媒体使用、儿童的屏幕暴露对母亲与幼儿亲子互动产生负面影响,并且母亲的媒体行为是幼儿使用媒体的重要影响因素,并显著预测幼儿行为问题、同伴问题和前社会行为。[18]据此,提出研究假设二:屏幕暴露负向预测亲子互动。 亲子互动与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存在密切关系,但亲子互动的作用机制仍值得进一步探索。已有研究证明,父母与幼儿的亲子互动行为对幼儿的语言能力发展具有显著影响。[19]解会欣考察了亲子共读中母亲言语数量对幼儿语言能力的预测作用,发现共读过程中的亲子交互,即母亲如果善用提问和反馈,与幼儿开展高质量的合作式共读,能有效提高幼儿的语言能力。[20]因此,以屏幕暴露为预测变量,以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为结果变量,探究亲子互动在屏幕暴露与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的中介作用。综上,提出本研究第三个研究假设:亲子互动在屏幕暴露与幼儿表达性语言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假设模型见图1。 ![]()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广东省G市两所公办幼儿园和两所民办幼儿园3岁幼儿及幼儿家长或主要带养人为样本,共发放调查问卷320份,回收有效问卷302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4.4%。幼儿的平均年龄为41.97个月龄,SD=3.03,最大年龄为47个月龄,最小年龄为37个月龄;性别分布上,男童149人(占49.3%),女童153人(占50.7%);家庭年收入方面,6万元及以下10户(占3.3%),7万~10万元31户(占10.3%),11万~20万元86户(占28.5%),21万~30万元123户(占40.7%),31万元及以上52户(占17.2%);家庭结构分布上,来自核心家庭的幼儿为191人(占63.2%),主干家庭为80人(26.5%),隔代/单亲家庭为31人(占10.3%);主要带养人为父母的幼儿为253人(占83.8%),祖父母为35人(占11.6%),亲戚代养为6人(占2.0%),保姆代养为8人(占2.6%)。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变量、幼儿屏幕暴露量表、亲子互动量表、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量表等,问卷均由幼儿家长在线填写。 (二)研究工具 1.幼儿屏幕暴露问卷 本研究借鉴贾雅雅编制的屏幕类电子产品使用情况问卷[21]并进行修订,将幼儿的屏幕暴露情况设定为近3个月内幼儿每日屏幕暴露总时长(采用七级计分,1=从不,2=小于30分钟,3=31~60分钟,4=61~90分钟,5=91~120分钟,6=121~180分钟,7=大于180分钟)、不同屏幕暴露内容(包括娱乐类视频、动画片和益智类视频)、不同屏幕暴露形式(包括屏幕单向讲解输入、简单互动、屏幕根据孩子的回答作出不同的适时回应)、不同屏幕类型(包括电视、手机、平板以及学习机)、家长陪伴方式(包括无陪伴、陪伴但与幼儿无互动、陪伴且与幼儿互动)和是否将屏幕内容迁移到幼儿日常语言交流的频率(采用五级计分法,1=从不,2=偶尔,3=有时,4=经常,5=总是)。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具有良好信度。 2.亲子互动问卷(BPCIS) 本研究采用拉罗萨等人编制的BPCIS(the Brigance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Scale)量表来调查幼儿家庭中亲子互动的质量。[22]该量表包含爱意表达和教育行为2个因子共14个题项,采用五级评分法(1=从未,2=极少,3=有时,4=经常,5=总是),其中第7、8、13、16题为反向计分,得1分则记作5分,得2分记作4分,得3分记作3分,得4分记作2分,得5分记作1分。各因子得分相加除以项目数后为平均分,得分越高表示亲子互动质量越好。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具有良好信度。 3.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情况评估问卷 本研究采用格塞尔量表[23]评估中的言语测评工具,测试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将幼儿在表达性语言方面的表现与正常儿童的发展顺序对照,得到这一领域的发展年龄(DA),并可进一步得到表达性语言发展的商数(Development Quotient,以下简称表达性语言DQ值)。根据量表,将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定性为:发展迟缓:DQ≤85;发展正常:85<DQ≤100;发展良好:100<DQ≤120。得分越高表示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越好,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具有良好信度。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27.0统计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校对核查,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并用SPSS-PROCESS插件进行基于Bootstrap方法的中介模型检验,探究亲子互动在屏幕暴露与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间的中介效应。 三、研究结果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24]对量表进行检验,设立公因子数为1,结果显示,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10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13.88%,低于临界标准40%,说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一)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的差异检验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将幼儿性别、不同家庭结构、主要带养人作为自变量,幼儿表达性语言DQ值作为因变量,对各变量进行差异分析(详见表1)。结果显示,不同性别、家庭结构、主要带养人的幼儿,在表达性语言DQ值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将幼儿屏幕暴露的内容、时长和家长陪伴形式作为自变量,幼儿表达性语言DQ值作为因变量,对各变量进行差异分析,详见表2。 ![]() 从表2可知,幼儿屏幕暴露时长、屏幕暴露内容、家长陪伴方式和家长是否将屏幕内容迁移到幼儿日常语言交流在幼儿表达性语言DQ值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屏幕暴露类型对幼儿表达性语言DQ值不存在显著差异。屏幕暴露时长中,暂无屏幕暴露到1~30分钟的得分逐步递增,31~60分钟到无时长限制逐步递减,屏幕暴露时长1~30分钟的得分最高;屏幕暴露内容中,婴儿动画片和益智类视频的得分显著高于娱乐类视频得分;屏幕暴露形式中,屏幕能对幼儿做出回应的变量显著高于屏幕简单固定输出的变量,其中屏幕根据幼儿的回答做出不同的适时回应的变量得分高于屏幕简单互动回应的变量;家长陪伴方式中,无陪伴方式的得分最低,陪伴且与幼儿互动的得分最高;在家长是否将屏幕内容迁移到幼儿日常语言交流方面,有迁移得分高于无迁移得分。 (二)屏幕暴露、亲子互动与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 为了考察幼儿屏幕暴露的时长、屏幕暴露内容、屏幕接触形式、亲子互动和幼儿表达性语言DQ值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详见表3。 ![]()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屏幕暴露时长与亲子互动、表达性语言DQ值存在两两负相关关系;屏幕暴露内容与亲子互动、表达性语言DQ值存在两两正相关关系;屏幕暴露形式与亲子互动、表达性语言DQ值存在两两的正相关关系;亲子互动与表达性语言DQ值存在两两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进行下一步中介作用机制的讨论。 (三)幼儿屏幕暴露、亲子互动与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的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见表4),首先,屏幕暴露时长对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的影响总效应显著(β=-5.022,P<0.01),屏幕暴露可以负向预测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其次,屏幕暴露时长可以直接负向预测亲子互动质量(β=-1.223,P<0.01)。最后,在将屏幕暴露和亲子互动共同纳入回归方程后,屏幕暴露时长负向预测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和亲子互动可正向预测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β=-4.870,P<0.01;β=0.124,P<0.01)。由此可知,亲子互动是屏幕暴露影响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的中介变量。 屏幕暴露内容对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的影响总效应显著(β=5.486,P<0.01),屏幕暴露可以正向预测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屏幕暴露内容可以直接正向预测亲子互动质量(β=1.937,P<0.01)。最后,在将屏幕暴露和亲子互动共同纳入回归方程后,屏幕暴露内容和亲子互动均可正向预测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β=4.674,P<0.01;β=0.419,P<0.01)。由此可知,亲子互动是屏幕暴露影响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的中介变量。 屏幕暴露形式对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的影响总效应显著(β=2.796,P<0.01),屏幕暴露可以正向预测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屏幕暴露形式可以直接正向预测亲子互动质量(β=1.862,P<0.01)。在将屏幕暴露和亲子互动共同纳入回归方程后,屏幕暴露形式和亲子互动均可正向预测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β=1.942,P<0.01;β=0.452,P<0.01)。由此可知,亲子互动是屏幕暴露影响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的中介变量。 ![]() (四)亲子互动在幼儿屏幕暴露与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幼儿屏幕暴露、亲子互动与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本研究通过SPSS中的PROCESS模型4,抽取样本量为1000,根据95%的置信区间来估计参数显著性。[25]根据Bootstrap的方法来进行中介的检验。 研究结果发现,屏幕暴露时长中,幼儿屏幕暴露时间在1~30分钟的语言表达水平逐步递增,30分钟以上屏幕暴露的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逐步递减,因此本研究针对的是时长为30分钟以上的屏幕暴露时长、亲子互动和表达性语言发展DQ值的中介作用分析。由表5可知,超过30分钟的屏幕暴露时长可以负向预测表达性语言发展DQ值(P<0.001),屏幕暴露时长可以负向预测亲子互动关系(P<0.001)。在加入亲子互动之后,屏幕暴露时长对表达性语言发展DQ值的预测作用显著(P<0.001),亲子互动对表达性语言发展 DQ值正向预测效应显著(P<0.05)。屏幕暴露时长对表达性语言发展DQ值的总效应为c=-6.30,计算中介效应为a*b=-0.53,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a*b/c=8.36%。因此,亲子互动在超过30分钟屏幕暴露时长与表达性语言发展DQ值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 检验亲子互动在幼儿屏幕暴露内容和表达性语言发展DQ值中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亲子互动在幼儿屏幕暴露内容和表达性语言发展DQ值的关系中有中介作用(详见表6)。由表6可知,屏幕暴露内容可以正向预测表达性语言发展DQ值(P<0.001),屏幕暴露内容可以正向预测亲子互动关系(P<0.01)。在加入亲子互动之后,屏幕暴露内容对表达性语言发展DQ值的预测作用显著(P<0.001),屏幕暴露内容对亲子互动关系正向预测效应显著(P<0.001)。屏幕暴露内容对表达性语言发展DQ值的总效应为c=6.44,计算中介效应为a*b=1.0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a*b/c=16.80%。因此,亲子互动在超过30分钟的屏幕暴露内容与表达性语言发展DQ值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检验亲子互动在幼儿屏幕暴露形式和表达性语言发展DQ值中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亲子互动在幼儿屏幕暴露形式和表达性语言发展DQ值的关系中有中介作用。由表7可知,屏幕暴露形式可以正向预测表达性语言发展DQ值(P<0.01),屏幕暴露形式可以正向预测亲子互动关系(P<0.01)。在加入亲子互动之后,屏幕暴露形式对表达性语言发展DQ值的预测作用显著(P<0.05),屏幕暴露形式对亲子互动关系正向预测效应显著(P<0.01)。屏幕暴露形式对表达性语言发展DQ值的总效应为c=4.10,计算中介效应为a*b=1.0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为a*b/c=24.33%。因此,亲子互动在屏幕暴露形式与表达性语言发展DQ值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 四、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在屏幕暴露的时长、内容、形式、家长陪伴方式和屏幕迁移上存在显著差异;屏幕暴露、亲子活动、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屏幕暴露直接影响幼儿表达性语言能力发展,并且屏幕暴露通过亲子互动的质量间接影响幼儿表达性语言能力。 (一)幼儿表达性语言在屏幕暴露时长、内容、形式和屏幕迁移上的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在屏幕暴露时长方面,1~30分钟屏幕暴露时长的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暂无进行屏幕暴露和暴露时长为31~60分钟的幼儿,而无限制屏幕暴露时长的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得分最低,处于发展迟缓阶段。这与国内学者卢珊的研究结果一致,每天进行屏幕暴露30分钟以内的幼儿组比暂无进行屏幕暴露和屏幕暴露超过60分钟组在表达性语言方面表现相对要好,因此,屏幕暴露时长控制在30分钟以内对幼儿的语言发展有较好的促进作用。[26]这意味着屏幕暴露时长与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屏幕暴露时长不能一概而论,简单地禁止幼儿进行屏幕暴露或者随意限制屏幕暴露时长无法充分说明语言发展与屏幕暴露时间关系的复杂性。[27]适度进行屏幕暴露,对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有积极正面的影响,电子媒介在多媒体时代同样可以作为促进幼儿语言学习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但一旦使用时间过长,幼儿的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就被削弱,表达性语言发展迟缓的风险则会提升,屏幕暴露时间过长可能会取代幼儿的学习机会,使幼儿沉浸于屏幕时间中,缺少与身边亲人的交流而错过语言发展敏感期,从而降低语言发展水平。[28] 在屏幕暴露内容上,益智类内容和婴儿动画片得分显著高于娱乐类内容,且最常接触娱乐类内容的幼儿在语言DQ值上临近发展迟缓阶段。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幼儿观看不适合年龄的节目会导致语言发展水平下降。[29]这是由于相比于娱乐大众化的视频内容,益智类屏幕内容和婴儿动画片是专门为幼儿设计的屏幕内容,符合幼儿现阶段的身心发展需求,满足幼儿的学习发展需要,而娱乐大众化的视频内容并非专门面向幼儿设计的屏幕内容。3岁是幼儿语言发展的敏感期和黄金期,这时候接触到的屏幕语言的输入质量对儿童语言发展至关重要,益智类内容、专为幼儿设计的动画片或教育视频可能为幼儿提供更为丰富的语言学习内容。[30] 在屏幕暴露形式上,能与幼儿进行互动回应的屏幕暴露形式得分显著高于只能对幼儿单向输出内容的屏幕暴露形式,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双向互动的屏幕暴露形式对幼儿的各种学习成果,包括语言学习有更强的积极影响。[31]已有研究表明,具有交互式内容的屏幕暴露形式有助于幼儿学习和语言发展并有益于工作记忆。[32]屏幕暴露形式的互动功能可以提高幼儿的参与度,增强幼儿的学习注意力,幼儿可在与屏幕的互动中提高表达性语言的输出能力。[33] 在家长是否将屏幕内容迁移到幼儿日常语言交流的因素上,有迁移的幼儿表达性语言得分高于无迁移的幼儿得分。这可能是因为,家长将幼儿在屏幕暴露中学习到的内容迁移到日常生活中,一方面,提高了幼儿对于屏幕内容的学习兴趣,加深了幼儿对于屏幕暴露内容的专注力和学习力;另一方面,家长有意将屏幕内容迁移到日常生活中,会通过交流互动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对幼儿进行语言输出,同时促使幼儿给予回应,促使幼儿不断输出语言,锻炼自己使用表达性语言的能力。3岁幼儿处于好奇心强的发展时期,对于屏幕内容与实际生活的联系,他们会向身边的家长和亲人不断提出自己的疑问,家长在这个时候进行屏幕内容的迁移,与幼儿进行言语互动,一方面满足他们探索世界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在潜移默化地提高幼儿的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 (二)屏幕暴露、亲子互动与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的相关性 本研究发现,屏幕暴露、亲子互动、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三个变量均存在显著相关。30分钟以上屏幕暴露时长和表达性语言发展两两为负相关关系,表明屏幕暴露时长可以负向预测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这与李敏谊的研究结果一致,屏幕暴露时长会显著负向预测幼儿的读写能力,进一步控制教育类屏幕内容频率后,屏幕暴露时长对读写能力的负向预测作用更为显著。[34]这可能是因为幼儿长时间使用屏幕媒体,取代了与家长或身边成人的交流时间,从而减少了语言表达的学习机会。适当的屏幕暴露可以促进幼儿表达性语言的发展,但过长的屏幕暴露不利于幼儿表达性语言的发展。30分钟以上屏幕暴露时长与亲子互动关系为负相关关系,表明屏幕暴露时长可以负向预测亲子互动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家长把电子设备当成幼儿的“临时保姆”,忽视与幼儿的亲子互动,导致幼儿花较多的时间进行屏幕暴露,电子设备成为幼儿生活的主要部分,在日常生活中缺少与家长的沟通交流,从而导致亲子互动关系质量低下。 屏幕暴露内容与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表明屏幕暴露内容可以正向预测积极的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儿童教育类视频内容对幼儿的学习能力跟其他视频内容相比有明显的有益影响。[35]幼儿接触高质量、适宜的屏幕暴露内容,可以促进语言能力发展,如丰富词汇量、丰富语法表达,从而提高表达性语言的发展。屏幕暴露内容与亲子互动关系为两两正相关关系,表明屏幕暴露内容可以正向预测亲子互动关系。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亲社会内容动画片能够显著提高幼儿的亲社会行为,幼儿在与家长的互动过程中会将屏幕中的亲社会行为直接作用于家长,提高了幼儿与家长间亲子互动的质量与频率。[36]同时家长能花更多的时间关注幼儿的成长和学习需求,主动学习幼儿亲子教养和互动知识,与幼儿进行互动交流,在屏幕暴露上能有意为幼儿选择高质量的适合幼儿观看的屏幕内容,推动幼儿在屏幕暴露方面得到更好的发展。 屏幕暴露形式与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两两为正相关关系,表明屏幕暴露形式可以正向预测积极的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37]屏幕融入互动元素,不仅能提高幼儿学习的专注力,同时与屏幕的互动有助于将幼儿在屏幕上看到的内容与他们的现实生活体验联系起来。[38]此外,当幼儿通过语言与屏幕内容互动时,语言表达性能力也会得到增强。屏幕暴露形式与亲子互动关系为两两正相关关系,表明屏幕暴露形式可以正向预测亲子互动关系。这可能是因为日常生活中这类家长更能理解交流互动对于幼儿发展的重要性,愿意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关注孩子的发展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为幼儿筛选合适的交互式屏幕暴露内容,帮助幼儿得到更好的发展。 亲子互动关系与表达性语言为两两正相关关系,表明良好的亲子互动可以正向预测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能力。这与已有研究中提到的无论是在日常交流还是亲子共读情境中,在保证语言输入量的前提下,加强亲子互动是促进幼儿语言能力发展的最佳路径的结论相一致。[39]最近发展区理论和支架理论认为,家长在与幼儿的互动过程中注重通过提问引导幼儿回答、对幼儿进行语言引导、对幼儿语言进行重复或拓展等方式,能为其提供多种形式的语言支架,激活其表达性语言的“最近发展区”,帮助幼儿建构和内化所听到的语言内容,有效促进幼儿语言的表达和输出。[40]在良好亲子互动关系的家庭中,家长能更注意与幼儿的话语交流,通过提问、引导、拓展等互动方式,使幼儿在与家长的互动中更好地学习语言的规范表达,更好地获得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 (三)亲子互动在屏幕暴露与幼儿表达性语言关系间的中介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亲子互动在屏幕暴露与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间起中介作用。在屏幕暴露对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进行作用的机制中,一部分是通过亲子关系这一变量进行的。这一模型表明,屏幕暴露不仅对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具有直接效应,而且通过亲子互动这一变量产生间接影响。这说明适宜的屏幕暴露情况下,亲子互动越良好,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越高。亲子互动良好的家庭,在幼儿进行屏幕暴露时,父母会更注重在一旁陪伴孩子,通过共同观看和谈论屏幕上的内容提高亲子互动的质量。屏幕暴露情况良好的幼儿,其父母更注重对幼儿的教育,能站在儿童的角度思考问题,对孩子更热情,能与幼儿更好地构建亲密性亲子互动,有效控制幼儿的屏幕暴露时长,愿意花时间筛选屏幕暴露内容。同时,亲子互动较为亲密的家庭,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与幼儿交流时会良好沟通,会注意迁移屏幕中的内容,会积极回应幼儿,并与幼儿进行语言和身体的互动。在这样亲密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更愿意主动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这促使其语言表达水平更高,与人交往的能力更强,因此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也更高。 五、教育建议 (一)树立正确的屏幕暴露观念,建立科学的养育态度 在数字时代,电子媒介技术高速发展,各类电子产品高度融入家庭环境之中,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幼儿不可避免地在家庭生活中接触到电子产品,这种趋势对于学前儿童的教育与成长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家长来说,辩证地看待并积极接纳电子媒介是推动幼儿在数字时代健康成长的重要一环。我们既不可简单地将电子产品视为洪水猛兽,一味拒绝幼儿接触电子产品,也不可忽视电子产品带来的危害,放任幼儿过度进行屏幕暴露。作为家长应该通过树立正确的屏幕暴露观念,建立科学的教育态度,为幼儿的成长创设良好的家庭媒介生态环境。家长应通过提升媒介素养,批判性地认识电子媒介的利弊,有意识地规避电子媒介的弊害,同时为幼儿设定合理的屏幕暴露时间、选择优质的电子产品和屏幕内容,培养幼儿的媒介素养。家长应该让幼儿自主、自信地参与数字时代,从而充分发挥电子媒介的教育效益,同时有效规避电子媒介的潜在风险。[41]当屏幕活动以科学合理的规划安排为基础,并辅之以积极良好的内容与形式时,幼儿才能从电子媒介中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二)重视科学的屏幕使用教育,合理引导幼儿屏幕暴露 本研究结果表明,屏幕暴露在30分钟之内的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最好,60分钟之内的屏幕暴露时长次之。这与世界卫生组织在2019年发布的《关于5岁以下儿童身体活动、久坐行为和睡眠的指南》中,“2~4岁幼儿每天静坐看屏幕的时间不应超过1小时,但越少越好”的提议相一致。[42]因此,家长应合理控制幼儿每天屏幕暴露时间,以减少过长屏幕暴露时间对幼儿发展带来的风险。在进行电子媒介的选择时,最好选择可以与幼儿进行互动的教育类App,如果考虑非互动式电子媒介,则要考虑选择教育类屏幕内容。一个注重教育的视频,对于幼儿执行功能产生的影响是即时的,而互动式触摸屏媒体的使用往往侧重于学习迁移,因而与观看教育动画片相比,教育类屏幕内容对幼儿表达性语言的发展更能产生有益的影响。因此,家长在选择屏幕内容时,应该尽量选择有互动式的教育类屏幕内容,才能更好地促进幼儿的表达性语言发展。 (三)营造良好的家庭媒介生态,进行屏幕共享与亲子互动 本研究表明,良好的亲子互动在屏幕暴露和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且当幼儿进行屏幕暴露时家长陪伴且有积极互动的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最高。因此父母和主要带养人在幼儿进行屏幕暴露时,应该尽可能多地与幼儿共同观看并进行亲子交流。因为屏幕暴露期间的亲子互动可能是儿童早期教育的一种新形式,这种互动通过在共享屏幕时间提供语言丰富的环境来减少不良影响增加益处,从而增加屏幕暴露对于幼儿的积极作用。[43]同时共同观看和亲子交流可以显著降低幼儿接触不适宜内容的风险,通过共同观看屏幕,父母的陪伴行为可以成为调节孩子使用数字技术的中介策略,更好地帮助幼儿从屏幕暴露中学习和发展。[44]因此,当孩子们接触到电子屏幕设备时,父母可以与幼儿积极互动,通过共同观看并在屏幕上口头描述内容和谈论屏幕上的内容来提高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在日常生活的亲子交流中也可以迁移屏幕学习的内容,采取民主亲和的教养方式,与幼儿亲密互动,引导儿童多思考、多表达,营造良好的家庭媒介生态,促进幼儿更好地发展表达性语言。 六、研究结论 本研究探究了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在性别、家庭结构、主要带养人、屏幕暴露时长、屏幕暴露内容、屏幕暴露形式、家长陪伴方式和屏幕迁移上存在的差异以及亲子互动在屏幕暴露与3岁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水平之间的中介作用。以上研究结果将帮助幼儿教育工作者与幼儿家长深化认识屏幕暴露与幼儿表达性语言发展关系的影响机制,从而为幼儿提供适宜的教育环境,促进幼儿学习与发展。然而,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本研究为一项横断面研究,研究对象仅为3岁的幼儿,因此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构建屏幕暴露、亲子互动和表达性语言发展之间的潜在增长模型探究相互影响机制;二是本研究中的屏幕暴露问卷是由家长报告的,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记忆偏差,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利用电子屏幕设备上的跟踪应用来客观地监测屏幕的使用情况。 [参考文献] [1]Zhou S, Zhao C, Huang X, et al. The effect of a community-based, integrated and nurturing care intervention on early childhood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J]. Public Health. 2019,167:125-135. [2]刘良华.儿童的敏感期及其教育[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18(03):8-13. [3]Booton,Sophie A., Alex Hodgkiss, and Victoria A. Murphy. The impact of mobile application features on children’s language and literacy learning: a systematic review[J].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023, 36(3): 400-429. [4]杨薇.儿童表达性语言能力评定技术[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8:2-4. [5]单波,王冰.西方媒介生态理论的发展及其理论价值与问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03):2-13+93. [6]谢倩雯,陈柔嘉.数字化和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儿童屏幕暴露的研究综述[J].当代青年研究,2022(06):87-96. [7]张文兰,马小芳,胡姣.信息技术对幼儿学习与发展的影响——基于50篇实验或准实验研究的元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20,(07):24-38. [8]Martinot, Pauline, et al. Exposure to screens and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the EDEN mother–child cohort[J]. Scientific reports,2021,11(1):11863. [9]Mengguo J, Ting Y, et al. Screen media exposure and young children's vocabulary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A meta-analysis[J]. Child Development, 2023, 94(5): 1398-1418. [10]袁晗,姚秀娟,司慧.家庭电子媒介文化资本如何影响儿童的行为问题?——基于8057个3~6岁儿童样本的链式中介模型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24(04):39-53. [11]Mendelsohn, Alan L., et al. Do verbal interactions with infants during electronic media exposure mitigate adverse impacts on their language development as toddlers?[J]. Infant and Child Development , 2010,19(6): 577-593. [12]Huber, Brittany, et al. The effects of screen media content on young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ing[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2018, 170: 72-85. [13][27]李汪洋,柳皑然.屏幕暴露的数量与质量之辩——屏幕暴露与学前儿童非认知能力的关系[J].教育学报,2022,18(01):99-112. [14][34]李敏谊,王诗棋,张祎.屏幕到底是敌是友——屏幕时间对学前儿童早期读写能力的影响以及教育类屏幕活动的调节作用[J].教育学报,2022,18(01):87-98. [15]Neumann M M. Using tablets and apps to enhance emergent literacy skills in young children[J].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018, 42: 239-246. [16]Tu, Kexin, et al.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creen exposure,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 and comprehension in 8-month-old infa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hared viewing and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 Plos one, 2024,19(1), e0296356. [17]Kirkorian,Pempek,Schmidt.The Impact of Background Television on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J] . Child Developme nt,2009,80(5):1350-1359. [18]Dzherelievskaya, Maria A., Anna V. Vizgina, and Ludmila L. Yashina. Adolescents ’ world image in families with various parent- child conversation styles[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6, 233: 73-77. [19]Tamis-LeMonda, C. S., Baumwell,L., & Cristofaro,T.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 during play. First Language, 2012, 32(4), 413-438. [20][39]解会欣,杨一鸣,王文静.亲子共读中母亲言语数量与亲子交互对婴幼儿语言能力的预测作用[J].学前教育研究,2023 (05):57-70. [21]贾雅雅.语言发育迟缓儿童屏幕暴露的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D].太原:山西医科大学,2022. [22]LaRosa AC, Glascoe FP, Macias MM. Parental depressive symptoms: Relationship to child development, parenting, health, and results on parent - reported screening tools [ J]. J Pediatr, 2009,155 (1): 124-128. [23]Epstein, Leonard H., et al. Arandomized trial of the effectsof reducing television viewing and computer use on body mass index in youngchildren[J]. Arch PediatrAdolesc Med, 2008,162(3):239-245. [24]周浩,龙立荣.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心理科学进展,2004(06):942-950. [25]Hayes,Andrew F.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M]. New York: Guilford publications, 2013: 436-465. [26]卢珊,崔莹,王争艳,等.看电视时间与婴幼儿语言、情绪社会性发展的关系—一项追踪研究[J].学前教育研究,2018(11):15-26. [28]Madigan S, McArthur BA, Anhorn C,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screen use and child language skill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JAMA pediatrics, 2020, 174(7): 665-675. [29]Barr, Rachel, et al. Amount, content and context of infant media exposure: a parental questionnaire and diary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rly Years Education, 2010, 18(2): 107–122. [30]Swider-Cios E, VermeijA, Sitskoorn M M. Young children and screen-based media: The impact on cognitive and socioemo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parental mediation[J]. Cognitive Development, 2023, 66: 101319. [31]Strouse,G.A,& Samson,J.E.Learning from video: A meta analysis of the video deficit in children ages 0 to 6 years[J]. Child Development, 2021, 92:20–38. [32]Kirkorian, Heather L. When and how do interactive digital media help children connect what they see on and off the screen?[J].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2018, 12(3): 210-214. [33]Kirkorian, H. L., & Anderson, D. R. Effect of sequential video shot comprehensibility on attentional synchrony: A comparison of children and adults[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8, 115:9867–9874. [35]Huber B, Yeates M, Meyer D, et al. The effects of screen media content on young children’s executive functioning[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2018, 170: 72-85. [36]苏中红,燕良轼.利用动画片对幼儿四种典型亲社会行为的干预研究[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12:66-69. [37]Calvert, Sandra L., et al. Interaction and participation for young Hispanic and Caucasian girls' and boys' learning of media content[J]. Media Psychology, 2007,9(2): 431-445. [38]Lauricella, Alexis R., et al. Contingent computer interactions for young children's object retrieval success[J].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0,31(5): 362-369. [40]陈玉梅.基于支架理论的幼儿图画书阅读策略[J].人民教育,2019(01):66-68. [41]陆文祥,李晓巍.屏幕正在养成“问题儿童”吗?——基于屏幕暴露与学前儿童问题行为关系的元分析[J].学前教育研究,2022(06):49-61. [42]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Guideline on physical activity,sedentary behaviour and sleep for children under 5 years of age[R]. Wor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9. [43]Mendelsohn, Alan L., et al. Infant television and video exposure associated with limited parent-child verbal interactions in 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households[J]. Arch PediatrAdolesc Med. 2008, 162(5):411–7. [44]Konca, Ahmet Sami. Digital technology usage of young children: Screen time and families[J].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ournal, 2022,50(7):1097-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