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标

摘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健全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是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维度，社区家庭教育则是其中的重要环节。社区家庭教育以指导、支持、服务三种形态理念开展工作，旨在促进儿童成长和家庭建设，进而实现社区繁荣和社会发展。本文尝试构建简易和综合两种框架模型以评价监测社区家庭教育能力成效，并基于评价框架提出高质量推进社区家庭教育的策略与路径：在目标上通过融合提升建设“家庭友好型社区”，在策略上采用赋能取向的渐进社区实务模式，在动力上激发社家校协同，在载体上强化社区家长学校主阵地建设。

关键词：中国式教育现代化  社区家庭教育  理念  策略

作者简介：林志标  /  宁波开放大学家庭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宁波  315016）

近年来，社区家庭教育作为整个家庭教育工作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取得长足进展，其工作体系架构和相关机制正逐步构建完善，指导支持服务内容不断丰富。但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当前社区家庭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短板和困难，比如机制上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还不足，推进中的保障力、规范性和专业化程度还不够，成效上的个性化、精准度和有效性还不强。这需要我们从界定术语理念、厘清逻辑框架和明晰机制策略等各个层面进一步探究社区家庭教育这个专门领域的发展规律和工作原则。

一、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社区家庭教育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以公平均衡、共同富裕为导向的教育现代化，是促使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先进水平的动态发展过程”。[1]“把握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需要从高质量教育体系视角来审视”[2]，深度融合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功能，协同发挥互促效用。随着家庭教育工作不断推进，“社区家庭教育”这个特定提法逐渐增多。但其概念内涵众说纷纭，导致相关工作因理解偏误而方向不清，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背景语境出发，清晰界定“社区家庭教育”这一概念。

（一）“社区家庭教育”的界定

近年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对社区做好家庭教育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就有6处直接关涉社区，对社区家庭教育提出相关要求；《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21—2025年）》中有12处提及“社区”，并且专列条款要求“规范强化社区家庭教育指导”，要求“依托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文明实践所站、妇女儿童之家等普遍建立家长学校，城市社区建校率达到90%，农村社区建校率达到80%，家长学校每年至少组织4次普惠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切实构建老百姓推门可见、服务可感的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网络”。《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中也明确指出，“妇联、民政、教育、人口计生、关工委等部门共同承担做好城乡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与管理工作”；《大纲》修订本则强调“加强家庭教育指导的专业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孵化……鼓励社会组织进驻社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让家长享受到家门口的专业家庭教育指导与咨询”。

随着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不断建设，社区作为统筹协调社会资源服务家庭教育的重要实施主体、场域环境和工作节点，其特殊性、专门化正进一步凸显。“社区”一词源自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滕尼斯认为，“社区首先是在血缘、家庭、家族的自然基础上建立的血缘共同体，逐步发展和分离为人们居住在一起的地缘共同体，最后进一步发展为精神共同体”。[3]虽然“社区”的原本内涵是“共同体”，但是中国的学术和行政话语并不执念于此，更多偏向民众的地域感受和国家的行政逻辑，包含三重意涵：居民共同居住和生产生活的“一定时空坐落”[4]；社区方言、礼俗信仰、价值观念的精神共同体；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和国家施政的政治场域。因此，社区既是空间物理形态，又是社会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城乡社区开展家庭教育工作，在主体构成、职能角色、关系结构、内容目标、资源渠道和场域环境等方面都有别于学校、公共文化场馆、单位组织等主体场景，有其特殊性。

专门用语的确立是特定领域开展研究和深化工作的重要基点。当前，在学界研究中，“社区家庭教育”作为核心用语的使用还在起步阶段，作为独立称谓亦尚不多见。从相关法规政策规划规范如《家庭教育促进法》和各地的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全国家庭教育工作规划、《大纲》看，也均未见独立使用“社区家庭教育”这一称谓。因此，推进“社区家庭教育”用语专门化很有必要。厘清“社区家庭教育”概念内涵边界，并规范和巩固使用，增强其实践合法性，促进相关理论和实践发展，也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家庭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目前，学界对“社区家庭教育”的认识还普遍局限于单纯的“教育”或者“社区教育”范畴，“将社区家庭教育定义为：在社会大环境的支持系统中，社区管理者通过各种组织形式的社区工作和社会服务对家长和未成年人开展的一种新型教育”[5]，认为“社区家庭教育是以社区为单元对家庭家长进行的教育”[6]，或者认为“社区家庭教育是依托社区，优化家庭教育生态环境，提升家长教育能力，为下一代成长营造良好家庭氛围的教育”。[7]事实上，从“社区家庭教育”提法由来和实践要求看，所谓“社区家庭教育”，其实是“社区（村）家庭教育指导服务”①的简称。②因此，“社区家庭教育”提法中的“社区”指实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主体、场域；其中的“家庭教育”指社区工作的对象内容；“社区家庭教育”是校家社协同育人培养机制在社区层面的实施体系，其属性远不只单纯的“教育”，而是对家庭教育的“指导支持服务”。“教育”是社区实现其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一种手段形式，也即以家庭教育为指向内容的“社区教育”，是对“社区教育”的包纳、借用和超越。

由此，笔者认为，社区家庭教育是城乡社区有组织、有计划地利用自身和外部渠道资源，为居民开展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以促进儿童成长和家庭建设，进而实现社区繁荣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也是校家社协同共育机制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社区家庭教育是复合了教育和治理双重内涵的基层共同体建设，直接目的是提升家长家庭教育素养、能力和水平，其主要工作对象是儿童、父母及社区居民，主要工作内容涉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更具体来说，其重点是生育、养育和教育），主要处理的关系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代际关系，主要工作类型有社区教育体系、家庭教育指导体系、校外实践与亲子活动等。

（二）社区家庭教育的基本意蕴

基于中国“家文化”和“家国同构”的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健全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已成为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维度。人是活的、整体的和社会的，青少年实现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不仅需要原初的家庭教育和专业化的学校教育，还需要社会（社区）提供更多更大力度的支持服务。

《家庭教育促进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社区是国家和社会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支持和服务的主体、场域。为避免泛化或窄化社区家庭教育目标内容，结合《家庭教育促进法》对“家庭教育”所界定的相对狭义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的提法，笔者尝试从“指导”“支持”“服务”三个层面和本质、内涵、任务、举措、渠道等维度就社区家庭教育内涵与外延作阐释（如表1所示）。

社区的家庭教育指导重在引入家庭教育相关专家等专业力量资源教导父母提升意识理念和教养效能，促使他们完成从生物学父母、法理学父母向社会学父母转变。社区可以广泛利用广场、楼道、网络等空间及授课、培训、咨询等相关场景开展家庭教育宣传。社区的家庭教育支持强调“社会共济、社会保护和社会福利”[8]，更多在直接外部环境上帮助父母开展更加低耗高效和便捷丰富的家庭教育，比如为家庭提供充足的安全环境、卫生健康、交往关系、教育学习、休闲娱乐等软硬件保障和支持条件。社区的家庭教育服务则通过提供暂时的、部分的或特需而又普惠均衡的家庭教育亲职替代功能，实现家庭教育功能的补缺、修复与提升，常见举措包括亲子活动组织、政府公共服务采买、专业机构资源信息链接转介等。

二、父母 — 家庭 — 社区在家庭教育层面的耦合

从父母—家庭—社区在家庭教育层面的耦合分析，可以进一步理解社区家庭教育内涵，揭示社区家庭教育发展的深层逻辑。

（一）父母：“社区人”身份的缺位与期待

“家庭是促进个体发展的主要机制，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单位”[9]，其中基础性、关键性的机制因素是父母的家庭教育能力。从系统理论视角看，家庭教育能力是家庭中父母的综合性表现，从主客观角度看，是父母学习能力、家庭系统开放性和家庭社会资本可及性三者间互动融合的过程函数。（其中父母学习能力包括他们的家庭教育知、情、意、行；开放性是家庭系统克服熵增的主动性因素，家庭开放性非常重要，“不与外界接触的家庭环境，是不会与社会有什么发展性的关系的”[10]；就家庭社会资本而言，社区就在“家门口”，社区家庭教育为家庭系统输入信息和能量，是父母为开展家庭教育获取社会资本的“最近一米”。）设家庭教育力为F，则可得到如下表达：

F=f(aX,bY,cZ)

其中，F=家庭教育力，X=父母学习能力，Y=家庭开放性，Z=家庭社会资本，a、b、c为加权系数。

家庭教育力所涉相应参量与函数关系揭示了父母在家庭教育上不仅与初始状态、最终状态有关，也和中间路径即组织化有直接关系。基于家庭教育视角，考察当前养育不同年龄段孩子的父母的组织化程度及其与社会关联情况（如表2所示）发现，当前父母在“学校”身份（作为学生家长）和“社会”身份（作为单位职工、孕产检保健对象或工会会员等）之外，其“社区”身份（作为养育孩子的社区居民、家庭教育档案对象或者“妈妈团”的成员、邻居等）的关联往往还未被真正广泛观照到。父母被间接外境所刺激，又对孩子造成影响。[11]社区“是家庭跨入社会生活的第一个次级群体单位”[12]，在“社区碎片化”[13]的背景下，社区居民从“单位人”转为“社会人”之后，亟须更多“被组织”“再组织”从而成为“社区人”，以获得社区对其家庭教育的更多社会资本而增强其家庭教育效能，开启从家庭教育范畴的“社区人”向全面的“社区人”的发展之路。

（二）家庭：承受社区持续深层的影响力

按照朱迪斯·哈里斯的“群体社会化”理论，“教养一个孩子需要同村人的力量”，儿童同辈群体在社区的形成过程中对儿童社会化有重要影响。[14]家庭是实施家庭教育情境脉络所在，其中不仅包含着父母对子女的教养，也充满同辈间的互助学习、晚辈对长辈的“后喻”“反哺”和家族亲友的交往联络，是家庭物理空间、经济物质基础和家庭（家族）成员关系、精神情感的综合体，是包括社区在内的各种共同体的基础。家庭教育因其“生活”属性使其与社区形成一种空间与场域的天然契合，深受社区广泛多层的影响。“社区效应”（Neighbourhood Effects，或译为“邻里效应”）揭示了社区环境对居住者产生超过个体特征作用的效应。[15]按照布朗芬布伦纳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社区是我国建设“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和“家庭—学校—社会”泛在共育的“最后一米”。社区与儿童成长、家庭幸福有重要联系，是遗传之外的养育方式和环境两大因素的重要载体。包括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的社区环境作为间接外境首先影响父母，又进一步影响孩子。社区不仅在安全、健康、社交等宏观层面对家庭教育有重要意义，在微观层面也可能会对儿童的大脑发育造成环境风险，如影响其神经认知能力，甚至大脑大小[16]；社区环境（以社区的社会经济指数和人力资本指数测量）是与学校环境同等重要的环境因素，显著正相关影响城市儿童学业成就（以字词成绩和数学成绩测量6～16岁儿童），并且与学校环境影响产生叠加效应[17]，进而深层次影响父母开展家庭教育。

（三）社区：家庭是基层共同体治理的起点

家庭是共同体产生和治理的起点，“无论哪种衍生的共同体形态，皆根植于家庭这一典范”。[18]“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自古以来，我国的家庭教育一直发挥着社会治理基点的作用。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提出，“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社区是以家庭居民为组成细胞的，推动家庭建设、居民发展就是在推动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党领导下的伟大实践。”[19]从国家治理视角看，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语境下我国社区家庭教育的重要政治含义在于中国共产党在社区家庭教育中走好群众路线，组织、引导、教育人民群众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上提升意识、更新理念、掌握知识、学会方法、提高技能，从而推动教育质量和国际竞争力提升。

从社会治理视角看，社区各项工作需要家庭居民全面持续深入参与。一个孩子带动一户家庭，一户家庭影响一个社区。然而现实是，37.82%的家长不知道正确的教育方法，81.4%的家长认为家庭教育有很多学问、需要学习和培训，家庭教育也是中国父母最需要的服务。[20]社区发动家庭居民参与建设很难，往往是因为缺少好的发力点，而家庭教育则是个恰当的切口和抓手，因为其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又事关家庭重大切身利益。

三、社区家庭教育能力成效评价模型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社区家庭教育发展内涵要求，也是高质量社区家庭教育的题中之义。近年来，浙江、江苏、上海等省市作了积极探索。比如，浙江省由妇联牵头印发《浙江省社区（村）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推进行动实施方案》，成立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开展了县域社区（村）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试点。但当前还未形成对于具体社区家庭教育工作的系统评价标准，既有评价往往缺少“第一性原理”思考，偏向间接性和表面化的模糊质性评价。为此，本文尝试构建简易和综合的两种社区家庭教育能力成效评价模型。

第一种模型（如图1所示）从社区主体视角，以社区家庭教育资源的丰俭性可供性③与社区组织能动性④两个维度建立坐标，形成四种类型的社区形象。第一象限社区拥有丰富的家庭教育资源并能通过组织积极统筹利用，赋能家长，是创新能力强、实践效果好的“瞪羚型社区”；第二象限社区拥有较好的资源和潜力，但是组织能动性弱，需要更多推动力，是“熊猫型社区”；第三象限社区是既缺乏资源又缺乏能动性的“弱鸡型社区”；第四象限社区是能动性强，但资源暂时比较匮乏的“岩羊型社区”。社区类型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这种评价模型以资源—能动性为核心要素，评判较为简易，并且具有标签化、标识度和可感性。

第二种模型如图2、图3所示，从正反两方面对社区家庭教育进行综合评价，突破传统的“讲座（会议、活动）次数”和“听讲（参会）人次”“家庭教育学习资源（点击）数”等过程性、间接性、表面化指标框架。基于社区与“生活教育”属性高度融合，制定正向评价指标和负向评价指标。正向评价指标由以社区主体能动性为主的评价要素组成，包括指导支持服务家庭教育的场所设施等硬件条件和社区家庭教育工作机制、岗位队伍、保障经费、可及资源及创新特色等；负向评价指标是一套效果性指向要素，包括社区中未成年人犯罪涉罪、儿童不良身心健康、负面社区社交、问题（不健康）家庭等内容。通过对上述正向与负向相关维度的指标得分进行加权赋分，形成社区家庭教育能力成效指数。这种模型考察相对全面，可以更加完整、深入地评判社区家庭教育的资源、能力和实效、问题等。

四、高质量社区家庭教育策略与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且提出“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等具体要求。“‘家’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21]，高质量推进社区家庭教育，促进家庭建设和儿童健康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教育语境下家庭教育工作的目标和追求。

（一）目标上：通过融合提升建设“家庭友好型社区”

融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通过设计社区场景的代际共融项目活动，大力推进建设全龄友好的“家庭友好型社区”，有机推进家庭家教家风一体建设。发挥社区党建引领作用，以家庭教育为抓手，集聚整合社区家庭教育人、财、物资源，构建优化社区家庭教育顶层设计，提高家庭教育指导支持服务供给侧和需求侧匹配度。结合社区运维实际，更加突出社区作为家庭教育综合性枢纽型平台的功能发挥，以“支持”层面为重心，完善社区基础条件，提升社区家庭教育的环境品质；以“指导”为牵引，积极引入家庭教育专业力量和各种社会资源，提升家庭教育意识理念；以“服务”为依托，增强社区托底普惠功能，支持、链接、转介社会组织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二）策略上：采用赋能取向渐进实务模式激发主体动能

“赋能取向（empowerment-oriented）的渐进实务模式”是重要的现代社区组织实务理念模式，强调为服务对象赋能。[22]社区与父母一起，并与更大的系统建立联系，深化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理念，推进建设学习型社区和学习型家庭，提升父母技能、力量、信心和家庭教育力，丰富家庭教育和家庭发展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推动渐进识别和解决家庭教育问题障碍。社区组织（工作）者和社区居民两大主体是社区家庭教育发展的第一要素，要紧紧抓住儿童发展这个中心关切，形成由易而难突破、由此及彼扩展、由近及远影响的积极态势和居民广泛参与、社会各界协力、专业力量引导的社区家庭教育生动局面。

（三）动力上：双轮链式驱动社区（社会）—家庭协同

在内部原动力方面，要厘清深化社区—家庭发展逻辑和行动逻辑，激发社区价值理性与家庭工具理性力量。在外部策动力方面，要积极推动服务全民终身教育的开放大学办学系统（包括开放大学、社区学院、成人学校、老年大学等）开展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支持”“服务”维度上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深度参与助力提升社区家庭教育品质，形成社区—开放大学驱动机制；同时，通过政府社会服务购买、参与特许经营、领取特定补贴、凭单等方式[23]，培育壮大社会组织这一灵活外部策动力，大力进驻社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支持服务。

（四）载体上：抓机制、强内容突出社区家长学校建设

社区家庭教育“立足社区，面向家长，服务家庭”[24]，是一套复合教育和治理的社区泛在公共服务设施和机制内容，而社区家长学校（或者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家校社共育咨询室等形式）是其主要阵地和表现形态。尽管社区家长学校与社区学院、成人学校、妇女儿童综合服务驿站等紧密关联，甚至共建共享，但彼此不同，社区家长学校的对象内容是家庭教育。同时，作为社区家庭教育主要载体和阵地的家长学校，与社区家庭教育是“表”与“里”的关系，因此远不是社区内挂着“家长学校”牌子的一个教室空间或者是一个静态虚拟空间，其核心内涵不能局限于“学校”或者“课堂”，而是支持社区家庭教育的丰富工作内容、机制、队伍、保障等体系。

习近平主席在2024年新年贺词中明确要求，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更大力度办教育、兴科技、育人才”。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背景下的社区家庭教育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时代，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微观的社区与外在宏大世界联系日益密切，并受日益强大的宏观制度结构垂直整合的影响和挤压，社区家庭教育已远不是单纯的“小而周全的社会单位”事务；另一方面，“大众社会”带来更多更优的外部信息资源，可以带动提升社区家庭教育发展。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报告看，尽管我国社区发展异质性日益凸显，但总体看社区环境（社会经济指数、人力资本指数）还处于较低发展层次。社区环境对教育获得有滞后效应，需要从持续改善社区环境入手，促进宏观的社会制度与结构性因素、中观的社会组织单位与微观的家庭父母—儿童各个层面的资源—需求要素相互作用匹配，不断增强社区对家庭教育的数字赋能支持力度，为校家社协同育人贡献基础性创新性力量。同时，基于社区家庭教育探索实践的实证研究还需要继续深入，评价体系还需要更多基于行动者的建模，以从理论和方法论上更加清晰阐释、评估和促进家庭教育在社区环境中的行动者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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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宇）

*本文系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十四五”规划课题“共富社会视角下数字家庭教育支持体系建设研究：以浙江为例”（23ZDFWY020）阶段性成果。

①基于我国现行社会治理和行政运行实践，本文将 “社区”与 “村”并称为 “城乡社区”。为便于行文，本文所提 “社区家庭教育”实为 “社区（村）家庭教育”。

②类似地，所谓 “ 学校家庭教育”，应是 “ 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简称。但这种简称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缩写，而 是专门术语的形成和特定领域的确认。

③包括社区居民构成、设施设备、工作经费、社区达人、专业社工以及社区内企事业单位分布等方面的社区条件情 况，也包括社区资源的发掘、创造、整合、提升、匹配、推送能力等。

④包括社区领头人 / 社工的信仰、价值感、荣誉感、意识意愿、时间精力、经验、社会资本以及地方行政要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