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爱梅

摘要：本文基于对浙东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母亲一边打零工、一边陪伴孩子读书”的教养实践研究，发现当地农村家庭将教育视为提升家庭发展能力的重要手段，表现为阶段性的母亲陪读和大量的教育投资，在性别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了半工伴读的家庭分工模式。这一分工和就业模式是由教育优先的家庭发展目标和灵活就业市场的在地化共同形塑的，其深层动力在于农村家庭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变迁和家庭再生产压力。在各项公共服务逐渐“再家庭化”的背景下，半工伴读是农村家庭在家庭教养方式趋向现代化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种有效家庭策略。

关键词：家庭分工  半工伴读  农村家庭教养  灵活就业

作者简介：陈爱梅 /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  310058）

一、问题提出

“陪读”指家长主动陪伴孩子学习并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的一种家庭教育及家庭陪伴行为。我国陪读现象大规模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城市家庭，这一时期也正值住房市场商品化改革、高校扩招和国有企业改制等多项社会变迁。[1]农村陪读风潮出现于21世纪初的农村学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大量“村小”学生流向乡镇中心小学。一项依据2013年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家长租房陪读的小学生占西部农村小学生的1/4[2]，诸如“陪读村”①“高考陪读”②“半工伴读”[3]等社会现象相继涌现，其中“半工伴读”是近年来农村家庭中常见的一种陪读形式，即陪读家长一边兼顾工作一边陪伴孩子读书学习。在此背景下，研究“陪读”如何嵌入农村家庭对于理解转型社会中农村家庭教养方式的变迁及家庭劳动力配置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学界对农村陪读现象的解读有以下几个角度：第一类解读是从宏观政策及文化层面聚焦“陪读”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王文龙认为国内涌现的种种陪读现象是教育资源分配进一步失衡、社会发展机会闭锁、体制内外待遇差距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会导致阶层固化、教育质量下降。[4]施红娟强调农村教育观念转变的作用[5]，许加明认为打工经济的兴起为农村家庭“陪读”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6]。第二类解读是聚焦陪读的类型、形式，郑燕娜将陪读划分为临陪、半陪、暗陪、全陪[7]；王晓慧将农村陪读分为因父母进城务工而致的随迁型陪读、因中小学布局调整而致的被迫型陪读和祈求获得更高教育质量的主动型陪读[8]。还有学者分析了不同于亲代陪读的隔代陪读这一形式的特殊性及其形成机制。[9]第三类解读研究陪读这一家庭教育模式的具体形成过程和形成机制以及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如苏运勋以家庭策略的视角将陪读背后的家庭劳动力配置和教育投资视为农村家庭的策略性行为[10]；多位学者辨析了陪读对于孩子成绩、社会化进程等方面的影响[11][12]；陈锋、梁伟采用生命历程视角纵向探析了“进城陪读”对农村家长生命轨迹的影响，引出了“人的城镇化”议题[13]。第四类解读则是以“陪读”为切口引入对其他问题的观察，除了上述提到的城镇化议题，冯小以“女性进城陪读”现象为锚点探析了陪读作为农村城镇化背景下年轻女性追求城市生活方式与享受闲暇的行为表现[14]，张曦认为乡村产业通过灵活分散的加工形式把偏远地区乡村的剩余劳动力与广阔的全球市场联系起来[15]。

上述研究从宏观到微观、从家庭外部到家庭内部涉及了农村陪读的原因、表现、发展、影响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个维度和层次的研究视角。但总体来看，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仍有待进一步丰富和深化。首先，国内现有的大多数关于农村陪读的研究是以西部地区或经济相对贫弱的地区为例，进城陪读在这些地区成为家庭的普遍选择。一是教育改革和市场接入带给家庭的冲击较强，陪读必须进城且对家庭经济产生严重挤压；二是陪读群体所引发的劳动力迁移和聚集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比较大，陪读劳动力和乡村产业间得以形成显化的互动和接合。相比之下，本文所聚焦的较发达农村地区并未形成大规模陪读生态，家庭在选择“要不要陪读”时保留了一定的自主性和开放性，当地就业市场、教育观念的变迁和家庭决策的实践仍处于一个相互形塑的阶段，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半工伴读”这一家庭分工模式。因为陪读实践及问题会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制度发展而产生变化，对这一类地区的陪读现象研究或许能对较贫弱地区未来的教育实践和发展产生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即有益于观察乡村社会城市化进路中“陪读”实践与农村家庭生产及生活的相嵌。其次，现有的研究多着眼于教育政策的公平性，并由此展开对家庭教育负担、家庭阶层跃迁等方面的讨论，这样的研究视野将“陪读”对于家庭的意义工具化，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从微观家庭内部观察现代化进程中的“陪读”背后所体现出的情感色彩。

因此，本文将结合宏观和微观的视角，通过对较发达农村地区的陪读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借用家庭策略的视角理解“陪读”所表现的家庭在转型社会中形成的新型家庭关系和家庭目标，探讨“半工伴读”这一家庭分工模式形成的具体机制及深层意涵。

二、田野点简介与当地陪读的特征

（一）田野点简介

本文基于笔者2023年7月在浙东C镇X村为期20天的经验调研及同年8～9月的数次线上采访，分析经济较发达农村地区家长陪读的动力来源及其运作机制，主要分析对象是当地“半工伴读”分工模式的家庭。本次调研采取驻村田野调研的形式，突出本研究的实证性和经验性，调研以深度访谈为主，调研对象主要为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共计访谈对象数量40例。此外，也与乡镇干部、镇中学老师有一定的交流，调研内容涉及村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以全息方式了解村庄，“教育”是本次调研关注的核心主题之一。

X村位于县境北部，距县城Z市30公里，距省会H市60公里。总人口2332人，798户，多数农户在户籍上表现为“核心家庭”，即以小家庭为1户，但实际上村庄内仍多以三代人同居形式生活。村中失地农民众多，人均耕地不足1亩，农业不构成家庭基本收入，仅作为糊口补充。得益于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及相对雄厚的工业基础（C镇早年以手工业、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业打下了较好的经济基础），村庄中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可以在“离土不离乡”的背景下到当地镇市的工厂打工，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到附近的城市务工，还有一部分人出去开店或者在村里办服装作坊。虽然当地农户就业和收入多元化，但村庄内并未形成明显的经济分化，而呈现出纺锤形的低度分化。村庄农户间的经济差异集中于原始积累差异及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大部分家庭年总收入在12万～20万元。总体来说，当地农村相对开放，经济比较发达。

浙江于20世纪末就实行了撤村并校的政策，X村所在的县域在1999年开展撤点并校改革，农村孩子无法继续在村里的小学和中学读书，C镇21个村的小学和中学逐渐合并为现在的4所小学（其中乡镇中心小学有700多名学生，其他3所小学学生分别约为300名、200名和60名）以及1所中心中学（约有850名学生）。浙江省在20世纪90年代时就开始了课程改革，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注重兼顾学生成长的德智体美劳各方面，C镇中心中学成绩保持在县内乡村中学的中上游水平，早年还有学生跨县来此读书，因此本地从小学到镇中学流失的学生并不多。一位在C镇中学执教33年的老师介绍：“我们这里的初中整体师资配备相对均衡，教育质量在县里农村初中排名靠前，生源也相对稳定，我们校长的女儿也在这里读初中呢。”（YM，52岁，20230912）一位刚从乡镇中心小学毕业的小姑娘回忆：“班里大部分同学都是从乡镇中心小学升到乡镇中学。六年级时有三个班，我们班41人，只有6个人去了其他学校，3个因为学校足球特招走了，2个去了私立学校，1个去了市里的公立学校。其他两个班和我们班情况差不多。”（XY，13岁，20230720）X村距离乡镇仅有3公里，学生可以在乡镇完成连续义务教育。多个访谈对象表示，村里的孩子大多数是在本镇读完小学和初中，再到县里或者其他乡镇读高中，初中升高中的学生比例达到60%，其余学生则会继续在职中就读，很少有人不再继续接受教育。

（二）母亲居家陪读为主：经验呈现

得益于当地乡镇较好的连续教育，多数孩子在义务教育阶段上的是本地学校，因此不同于中西部地区的“进城陪读”，当地农村陪读多为本地居家陪读，且集中于义务教育阶段及学龄前阶段。截至2023年7月，X村约有110位小学生、70位初中生、40位高中生③，高中生多为寄宿生，在县城或者别的乡镇读书，小学及初中多为走读生。在学龄前、小学和初中阶段，一部分妈妈会回到家庭陪伴孩子成长、读书，等到孩子上高中之后，妈妈们会根据家庭需要重回市场参与工作。很少有家长会在孩子高中阶段陪读，当地县城的房价超过2万元/平方米，一般家庭负担不起，也很少参与高中阶段的陪读。需要被定义的是，当地农民的陪读实践并不限于提供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还会以辅导或监督的形式深度地参与孩子的学习过程。

一位小学生的家长杨姓村民说：“小孩的功课我都会全程陪同参与，现在学校对家长要求也挺高的，从作业的完成到过程的打卡、监督以及上报都要家长参与。从幼儿园升小学开始，除了我在家辅导，还会让孩子参加辅导班，毕竟还有很多内容我没办法教小孩。”（YS，28岁，20230718）在现行的教育诉求下，隔代陪读起到的作用相对较小，祖辈只能做到接送和照顾孩子而不是陪伴孩子学习，无法达到妈妈们认为的“有效陪读”，因此具备一定知识素养的“80后”“90后”妈妈成为主要陪读群体，到一定阶段妈妈也无法在学习上辅导孩子，就会把相应教育职责分担给辅导班，自己则主要负责监督孩子学习。一位被访谈的乡镇干部讲述自己孩子的幼儿园和小学都是在乡镇读的，自己一下班就会陪着孩子，孩子读四年级之前没上过补习班，四年级时报了奥数和阅读班。而对于X村的许多“80后”及“85后”妈妈而言，她们不具备像该乡镇干部妈妈一样稳定的上下班时间，且X村“80后”妈妈生育两个孩子的不在少数，因而更倾向于选择非全职的工作来兼顾家庭。

（三）半工伴读的家庭分工模式

在X村，一部分家庭中女性已经彻底脱产来专注培育子女，如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或是家中老小均需要照顾的家庭，但大多数女性并非专职陪读，而是从事着力所能及的职业，一边做一些零工一边陪读，呈现出“半工伴读”的现象。笔者访谈了X村多位居家陪读的妈妈，在孩子上学或者休息的时候，她们利用自己的手艺或资源获得一些非全职工作，在不影响照料和辅导孩子的情况下参与到村庄及周围的各种市场中去，如加工服装、跑保险、镇里下派的网格员巡视工作、村里的一些临时性工作，甚至还有妈妈成功竞选了村干部职位。她们并未因为照料孩子就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而是以一种兼业的形式参与到市场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因妈妈们自身水平和诉求不同，她们参与到不同的行业之中，达到以工哺读、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继续事业生涯等多重目的。

在和陪读妈妈们的交流中发现，她们选择半体制内的村务工作和非全职的服装加工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能够有相对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与工厂和企业规定好上下班时间不同，兼职网格员、保险推销以及服装加工等灵活就业形式具有更高的时间弹性和空间弹性，让妈妈们得以同时完成劳动力生产和家庭母职实践的双重任务。在此分工模式下，尽管陪读妈妈们实际参与孩子们学习的程度不尽相同，但都抱持着同样的目标：希望孩子学业出色，为他们之后的人生打好基础。

三、家庭教养方式变迁与半工伴读的动力

从道义小农的角度理解，陪读是一种“恩往下流”的伦理逻辑；从理性小农的角度理解，陪读是一种“教育投资”的市场逻辑。当地的陪读实践则是在这两种逻辑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雷望红认为，陪读现象本质上是家庭对下一代教育的投资，暗含着各阶层在社会竞争中的撕扯。[16]第二部分已提及，当地小学及中学的教育水平一直不错，亲代陪读的现象是伴随着日益凸显的教育竞争而逐渐出现的。曾在X村当了20年妇女主任的现任村副书记介绍，本地妈妈陪读的趋势从2015年左右开始越发显著，“从‘85后’开始，年轻人都意识到只有知识才能改变一切。”（YXY，51岁，20230820）尽管当地的“85后”一代中有一半都获得了高中及以上学历，但因为X村属于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其对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动向也更加敏锐。2015年正是C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衰退期，原先无论是在当地建厂或是开家庭作坊，当地人都可以“离土不离乡”地参与地方市场。但如今乡镇层面多是重体力工作，新一代年轻人在乡镇就业的可能性较低，未来的年轻一代需要通过进城发展来满足工作生活便利以及子代教育，而进城的人越多，好工作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就越高。在当地村民们的认知里，想要获得一定的阶层跃升（村民们称之为“走出村庄”），其付出的教育成本要比之前更高。因此，当地在各项教育改革和教育观念转型之下形成了新型的家庭教养方式。

（一）“害怕小孩跟不上”：家校关系的变化

撤村并校的政策迫使离校较远的家庭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不得不陪读，但在X村的经验中，距离并不是陪读的主要原因，“培优固效”才是家长的主要目的。在提倡减负的改革政策下，早前学校教育和管理的部分职责回归了家庭，小学生放学时间提早，家庭需要匀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接送、陪伴、教育孩子。因此，有的妈妈会在生完孩子之后就不再继续完整意义上的工作，而是等到孩子上小学，通过下午三四点接孩子、辅导孩子写作业、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等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当前年轻父母对孩子的教育重视程度普遍提高，“望子成龙”的家长与逐渐卸责的公立学校之间存在明显的张力，一旦陪读妈妈也无法满足孩子教育对时间或精力的要求，还会把孩子送去上补习班，“害怕自己的小孩跟不上大部队，别人补课，我家的也要补。”（YS，28岁，20230718）教育竞争升级形势下，有时母亲陪读也无法满足孩子和学校的教育需求，更多的是监督和陪伴，专业化的教育则交给了学校及市场化机构，甚至有的孩子在学龄前就会上辅导班来适应小学课程（当地村民称“幼小衔接班”）。村民反馈每年在孩子补课方面的教育花费价格不菲，虽然陪读只陪到初中，但补课一直持续到高中，对于当地多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80后”而言，两个孩子的补课费用每年达到将近4万元，这一费用也成为家庭教育支出的主要方面。

（二）从“没得选”到“有得选”：精细化的人才培养观

当地农村家庭的教育理念和陪读实践还呈现出精细化的人才培养观。一是计划生育带来的优生优育观念。由于计划生育下家庭孩子的数量得到极为严格的控制，传统家庭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往研究证明独生子女家庭有着较为平等的性别教育期望[17]，这在倾向于只生一胎的“90后”父母身上有更鲜明的体现。人们对生育的定位发生了变化，生孩子这件事的意义从传宗接代转向培育下一代成长，并催生出诸如“孩子一定要上大学，不要上大专”的观念。二是就业市场对教育进程的倒逼。随着就业市场的更新迭代，“60后”“70后”对“80后”“90后”的职业期望呈现出更倾向于稳定、体面的职业类型，比如公务员、老师。X村副主任今年49岁，他17岁的时候就开着拖拉机出镇闯荡，经历了数次创业最终回到村里开办窗帘花边厂。但他给去年上大学的儿子选择的是“幼师”专业，除此之外的备选还有狱警、乘务员等，谈及过往打拼的日子，他感慨道：“我们那一代人是没得选，很累很苦，现在的年轻人还是选择稳定职业比较好”。（YQL，51岁，20230715）然而当地行政化程度较低，体制内就业机会较少，要想实现体面就业，需进入正规的全国劳动力市场，倒逼子代必须追求较高的教育水平。三是农村家庭所面临的阶层流动压力。当前乡村学校的各种符号及父母的经历都在提醒着乡村少年：城市的生活无比精彩，“走出去”才是成功。[18]副主任告诉自己的儿子：“你将来一定要走出村去。我这辈子在村里面最多就是个村干部了，到头了。”（YQL，51岁，20230715）生于农村的青年自身也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这种渴望和家庭的期望相互交织，进城成为子代甚至父代的人生任务，教育就成为实现各项人生任务的一个跳板或抓手。不少父母考虑到这点就会在前期为子女蓄力，积极配合和回应教育需求。

（三）从家长到“朋友”：家庭中逐渐浮现的情感互动

陪读过程中出现的情感互动体现了“陪读”选择中非工具性的一面。农村家长认识到，受家庭环境熏陶出的刻苦、勤奋、踏实的习惯将会使孩子受用一生，而日益丰裕的物质和光怪陆离的网络可能会毁了这一切，对于家长来说，现在的孩子需要更多的陪伴及监督。X村副书记表示：“现在父母出远门经商的不多，要么小孩都带在身边，要么就选择自己在家带孩子。”（YXY，51岁，20230820）留守儿童在X村并不常见，至多是父母在附近的城市打工，一月回家一次，而不会达到半年或一年之久。从河南嫁进X村的吴姐认为除了给孩子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还必须跟上现代体制教育的节奏和要求，与此同时还需要充足的亲子陪伴，关注孩子的心理和精神成长，以及时纠偏。在这样的亲情调动下，不少陪读家庭形成了朋友型的亲子关系，相较于工作较忙的父母，半工伴读的抚育模式保证了父母在教育过程中的在场，而非单纯以物质上的满足来代替精神的陪伴，有充足的时间对子女践行科学化养育和日常情感的互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家庭关系的和谐。

四、农村妇女灵活就业与半工伴读的生成

教育的进程影响了家庭的资源分配方式，重教育的发展目标和教育精细化的观念对本地农民家庭分工秩序发生重构。在精细化养育的诉求下，不完善的隔代教育逐渐退出家庭教育，因为男性劳动力更易获得市场机会和较高的经济收入，更耐心细腻的女性就成为陪读主体，回应重视孩子身心培养和学习能力的需求，形成了女性阶段性回归家庭的抚育模式。而在女性回归家庭的过程中，各种在地化的非全职灵活就业使得女性以一种间续和游离的兼业形式进入劳动力市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同时也扮演好家庭中的母职角色。

（一）村庄内的灵活就业市场

多元且灵活的在地化务工机会为陪读妈妈群体提供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途径。近十几年来，浙江省偏远乡村兴起的来料加工已经成为一种典型的乡村产业形式，并作为一种正规就业市场的重要补充部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19]从表1中可以看出，X村的许多陪读妈妈都参与到“服装加工”这一非正式就业市场中，这种零散的派工和接单于家庭作坊和大服装厂而言也是无法缺失的环节，涉及的外包工作有的比较专业，如缝纫加工，村里35岁及以上的妇女基本都会一些缝纫技术，会有人把这些妇女推荐给需要外包加工的老板，有的岗位不需要非常专业的能力即可操作。弹性而有一定利润空间的非正式经济特点契合陪读妈妈们“以工哺读”的绝对需求。根据一位在家带娃、经常接服装加工活儿的王姓妇女（WXL）所言，自己会根据需要决定接单量和接单时间。她之前在服装厂上班，时间都是固定的，每天都要上足10小时或12小时，而她选择回家带娃后，在派单任务时会优先选择自己擅长的工序，多的时候一下子接几千单，工序复杂的会少接一些，每天利用零散的时间做服装大概有150元的收入，收入并不比在厂里上班低。像她这样在家接单的妇女不在少数，服装厂和服装作坊的人对这些人的消息也比较灵通，形成了相互介绍、保持合作的关系网络，由此非正式的、自组织的经济以一种多孔的方式嵌入农村地区，为村里的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再次就业的可能性。

除此以外，近些年村庄中因乡村建设兴起的半体制内服务型职位为年轻妈妈们提供了舞台，有的年轻妈妈因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和沟通能力顺利进入了当地政治空间。X村2020年新上任的5位村干部中就多了2位家庭女性（YTL和ZO），她们此前要么在外务工、要么全职带孩子，村干部这一体面的兼业恰好成了在村陪读母亲们的一个选项。新任妇女主任ZO表示：“当时竞选村干部也有考虑到这一层因素。之前我在公司上班，白天就只能把孩子给奶奶带，晚上下班再教育。但现在我可以更灵活地陪伴孩子，带孩子做功课什么的，毕竟两人分别教育效果不一定好。”（ZO，35岁，20230710）还有一位之前在家做服装的妈妈（ZSM），她被村书记选为村里的网格员之后，就不再接服装单，后来这位妈妈又被选为村里旅游纪念馆的讲解员。上述王姓妇女就接替了她的网格员职位，王某表示：“网格员要做的事情不多，还是会以网格员的工作为主，然后再做服装。之前做服装每个月有三四千元收入，现在也差不多，但毕竟网格员的工作稍微轻松一些，做服装确实还比较费力气。”（WXL，39岁，20230715）

（二）家庭中的女性角色凸显

劳动力市场的去性别化和女性在子女教育中的深度参与使得女性角色在家庭中逐渐凸显，陪读妈妈们以双重角色参与到家庭生活和生产中，在事业和家庭中同时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部落。在X村中，一起做服装加工的妈妈们彼此之间也会联系，相互介绍生意；在辅导孩子学习时，一位妈妈在陪伴女儿学习时有一个“妈妈交流群”：“每天都会陪伴和监督孩子写作业，我们及时指导和纠正孩子的作业，也能减轻老师的教学负担。平时也会在群里私下交流困惑和探讨孩子的教育，大家都怕自己的孩子跟不上。”（YS，28岁，20230718）在村庄层面，前妇女书记还曾建立了一个叫作“辣妈群”的微信群，以推动村庄内各项涉及家庭的事务开展，由此可见，当地女性在家庭和村庄中都建立了一定的身份属性。

女性在家庭教育决策中的主动性能够减少代际之间因不同培养观念和培养能力产生的不合。当亲代把孩子交由祖代照料，而祖代又无法满足亲代的培育要求时，矛盾可能会呈现为亲代的不满和祖代的委屈。在亲代陪读实践中，母亲占据绝对位置，如一位有4岁孩子的妈妈表示：“家里孩子的教育一直都是我说了算，孩子爸爸不怎么管，爷爷奶奶也不会过问。”母亲作为主要陪读群体，其投入程度让其坐稳了家庭的教育军师角色，祖辈并不会对亲代如何教育孩子做过多干涉，而是负责提供诸如接送、做饭或其他边缘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这一互相尊重、相对清晰的代际分工和代际间的情感输送也促进了家庭之间的和睦。

综上，村庄内的灵活就业基于在地化务工、弹性灵活机制保证农村妈妈的空间在场、时间自由和价值凸显，推动陪读妈妈们半工伴读就业模式的生成，且帮助形塑女性在家庭教育决策中的绝对位置，促成了阶段性母职实践的经济基础和家庭权威。

五、家庭策略视角下的半工伴读及其意涵

家庭策略的概念来源于西方家庭史的研究，指遇到危机时家庭所具有的改变路径的能力[20]，其目的是研究家庭面临新的外部环境时的决策过程，即农民家庭基于特定的家庭目标和关联模式实现资源动员和资源配置的过程。[21]有效的家庭策略需要与特定的家庭关系和家庭目标结合，用家庭策略的视角来看“半工伴读”，突出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应对能力和发展能力，也突出了教育对于家庭发展的重要性。

（一）家庭目标：向上流动中的经济非理性

吴飞曾指出：“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家人过日子有着更根本的生存论意义。”[22]然而，当前的家庭目标已经不再是“过日子”所强调的自我生活及其附属的核心小家庭生活的流动性和延续性，而是更强调在“教育”这一具体实践下的“奔头”，主要体现为农民供子女接受教育以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23]，村民们希望通过教育为家庭带来阶层的跃迁、为子代带来更高的市场竞争力。农村陪读本质上是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在处理经济收入、家庭伦理和子女教育之间关系的一种策略性行为，在宏观上也反映出中国农民家庭在应对社会变迁中所呈现出的能动性特征，这意味着农民陪读的决策行为是经过思考和计算的。在陪读的投入中，农民家庭放弃了一个完整的劳动力用以陪伴孩子学习，并不符合生存论意义上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但其现阶段“经济非理性”的背后反而是家庭目标的一致性：成就下一代。这一目标从教育选择绵延至对子女结婚、生育的选择，比如在子女结婚前就会提前预判对方家庭代际支持的力度和能力，如是否有双亲、双亲是否能帮忙带孩子、对方的收入和性情是否能够帮助承担教养责任等。

（二）家庭关系：强教育责任下的代际支持

在区域差异比较的视角下，东部农村家庭中父代对子代具有强教育责任，使得东部农村家庭资源的积累集中向下配置，将有助于提升子代家庭的发展和参与全国性市场竞争的能力。[24]当温饱不再成为问题，家庭就能匀出更多资源来培养子女。如今，人们普遍注重对子代的教育，成婚后的小夫妻面临为人父母的可能性，将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晚婚晚育的现象，也影响了生育的数量，“生了小孩之后才知道精心培养孩子需要付出的代价有多高，生二胎是绝无可能的，只有养一个才能真的养好。”（ZAM，29岁，20230713）由此可见，陪读背后这座名为“教育”的大山促使生育从顺其自然的联带性发展至因育抑生的选择性，在妈妈成为妈妈、爸爸成为爸爸之前，个人及家庭就对未来的教育命题开始了严肃的“预判”，这一教育压力从婚前渗透到婚后，“育”成了家庭生活的主旋律，精细化培养的需要倒逼家庭分工和代际支持在诸多方面做出妥协和转型。

（三）家庭分工：阶段性的母职扩大化实践

半工伴读中的阶段性母职回归强调女性在家庭和市场中随机应变式的角色转换。她们通过兼业的形式保持着和市场的联系，并且通过教育决策在家庭中拥有一定话语权。首先，当地女性对市场的嵌入程度相比中西部地区的女性更深，她们深刻体会到通过自己的劳动赚取财富带来的个体价值的彰显、社会地位的提升，并且经济上的独立或半独立也让女性在家庭中更加具有话语权，因此，当地女性不会轻易放弃就业；其次，当地家庭的丰裕化是由夫妇双双参与就业托起的，假如女性脱离就业市场也意味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滑坡，严重影响家庭生活质量。此时，当地女性面临着既要照顾家庭又要维持就业的双重挑战，而当地的工业化程度及就业机会的丰富性给女性提供了居家就业、灵活就业的可能性。因此，女性陪读不仅仅是被动的被支配过程，也是实现劳动力不充分就业的创造性利用，以阶段性的母职实践来满足家庭教育目标的需求。

六、结论与讨论

家庭是个人成长的重要场所，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单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从以单位和农村公社为主体提供的福利保障逐渐转化为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国家退出大部分公共服务，养老、抚幼、医疗、教育等服务通过市场化转由家庭承担。[25]此外，随着现代性对农民家庭简单再生产模式的冲击，家庭再生产不仅体现为传宗接代意义上的家庭继替，还要实现以向上的社会流动为目标的家庭发展，形塑了所谓“功能性家庭”[26]，使得家庭的功能突破了原有家庭伦理和家庭结构的约束，以家庭资源配置来应对家庭发展需求。基于此，家庭教育中逐渐涌现的“陪读”现象成了家庭承接教育职能的一种策略体现。

基于X村“半工伴读”的教育实践经验和家庭分工模式，本研究发现较发达农村地区的现代教育改革和教育观念转型过程体现了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综合作用：家校职责分明的政府政策、精细化人才的市场需求和倾向和谐亲子关系的家庭文化等因素共同形塑了浙东农村地区阶段性的母职回归，并在较强的代际支持和在地化务工机会下呈现出“半工伴读”的家庭分工模式，是家庭基于长远的发展目标而做出的“经济非理性”投资，以女性的双重角色为依托保障了家庭再生产的经济目标和教育目标。这一分工模式在江浙地区农村具有典型代表性，在地化的务工市场与非全职灵活就业结合的务工模式为家庭教育投入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基础，相对均衡的城乡教育资源和普及化的地方高等教育则促使家庭不断提升教育目标和家庭发展目标。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在越发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和愈加强烈的家庭阶层跃升目标的共同作用下，当地的教育竞争更加激烈，且这一教育内卷化的竞争现状大大抑制了当地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家庭培育的人才之数量和质量的平衡成了未来面临的考验及难题。基于此，在当前“三孩”政策背景下，如何将农村家庭从子女的教育投入中解放出来，引导农民树立理性的教育观，对于农村家庭发展和国家人口结构调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是服务保障层面，应考虑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保障乡村学校中优秀教师的比例，强化学校教育的公共服务职能，提升农村家庭对学校教育的认可度，以家校共育模式为依托，增强教育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可适度引入公益性教育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教育，通过实施学生托管服务、开展亲子教育培训课程、建立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等措施，提升家庭的科学育儿水平及对各类公共教育资源的识别及利用能力，从而缓解家庭教育的压力，推动乡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文化观念层面，教育仍然是当前农村家庭实现发展和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适度的竞争意识能够有效调动农村家庭参与教育的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应考虑加大相关政策措施的宣传力度，帮助农民家庭构建对劳动力市场的合理预期，引导农民家庭理性看待教育层级的梯度化和教育结果的差异化。同时，应关注农村家庭可能过度卷入教育竞争的问题，并采取措施以避免这种情况，从而促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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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育倩）

①2004年，《新民晚报》即报道过“陪读村”现象：湖北黄石二中（一所省重点中学）对面的柯尔山新村里租住着由该校学生与家长组成的400多个陪读家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陪读社区，人们称之为“陪读村”。

②《高考陪读奶奶》是2014年发行的一部纪录片，讲述了79岁的白中廷奶奶陪着孙子王润泽在老家淮南200多公里外、被称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六安市毛坦厂中学读高三的故事。

③估算数字来自2023年X村人口统计，以7岁上小学、13岁上初中、16岁上高中（根据当地乡镇老师反馈，当地初中升高中比率约为60%）为标准，因各家有各自情况，此数字只能作为笼统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