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水土不服”的共同养育跨国比较问卷

近日，我接受美国史密斯学院一位教授的邀请，参与一项父母共同养育（co-parenting）的国际比较研究。该定量研究关注父母如何共同养育子女，采用问卷的方式收集资料，适用于所有0～18岁儿童的父母填写，不论父母处于何种家庭形态和安排（已婚、离异或重组等），均可填写问卷^[1]。问卷最初用英文开发，后被翻译成中文、法文、西班牙文等五种文字，通过电子问卷的形式在全球多国同时发放。

未曾料到，在发放中文版问卷的过程中，我收到了来自各方令我意想不到的反馈。最直观的迎面打击就是：超过1000人曾尝试填写这份问卷，然而其中600多人填到一半就放弃了。为何这么多人半途而废呢？究其原因，一方面存在问卷偏长、中文翻译不够准确等客观因素，另一方面问卷内容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一位朋友半调侃式的反馈似乎能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你这问卷也太洋气了，感觉非得离个婚、分个家才能把这问卷给填了。”她指出问卷满篇充斥着“共同抚养人”一词，以此来指代孩子的另一方父母，让填写问卷的中国父母产生一种严重的疏离感。他们觉得，这份问卷似乎只适合离异的父母填写，似乎“只有这一群体”才会斤斤计较谁应该为孩子做些什么。

在中国，常见的家庭问卷通常只要求父母一方填写，使用的称谓词大多是“父母”或“家长”等整体性称呼。中国式问卷的设计背后常常暗含着一种假设，即父母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独立的个体。看似问卷“水土不服”的背后，其实是家庭观的不同，即中国的家庭主义和西方的个体主义。中国的家庭主义强调家庭是一个整体，夫妻也是一个决策的整体，应该协调一致、行动一致。西方的个体主义则认为夫妻双方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育儿观。在育儿过程中，可能会有矛盾冲突，需要相互尊重，也需要协商合作，才能应对这一挑战。

一位母亲填完问卷后这样与我分享，“我突然有了一个特别清晰的发现，原来他在育儿上的付出是那么地少”。她开始思考应该如何走出丧偶式育儿的困境，如何让丈夫意识到共同养育的重要性。一位父亲在填完问卷后，给我发了这样一条微信，“现在回想，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自己做得很不好，这些年感觉自己在夫妻共育上做得越来越好，要和孩子一起成长，也要做好个人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时间管理。”虽然本次发放问卷的过程看似存在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但是填写问卷这一客观行为让问卷填答者可以退后一步，从一个新的视角去审视自己家庭内部的育儿分工，并反思家庭内部的共同养育安排，也不失为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二、精密育儿时代父母的责任和负担

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在其著作《不平等童年》中勾勒出美国中产阶级父母协作培养的育儿方式，这一育儿方式的流行预示着全球精密育儿时代的到来。^[1]精密育儿要求新时代的父母养成一种陪伴的技艺，在亲子关系中展现出“持续的关注、耐心的陪伴、主动的介入、细致的规划”等育儿特征。

美国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双职工的父母在增多，父母（尤其母亲）不仅花了更多时间工作，也花了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夫妻双方都比过去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时间究竟是如何挤出来的呢？父母减少了花在读书和做饭上的时间，同时每周减少了5小时的探亲访友的时间。^[2]简言之，父母牺牲了自己休息、娱乐、充电的时间去陪伴孩子。

目前的中国社会家庭结构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家庭规模持续缩小，都市家庭呈现了核心家庭化的明显特征。泽利泽早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中断言，现今时代的儿童在经济上无用，在情感上无价。^[3]在中国实施了近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城市儿童作为“无价的孩子”^[4]和“唯一的希望”^[5]的价值判断，儿童成为家庭生活的重心，成为家庭关注的焦点和家庭未来的寄托。人类学家阎云翔将这一现象命名为“下行式家庭主义”^[6]，其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在家庭中亲子关系的重要性超过了夫妻关系，家庭决策的主要出发点是为了孩子的发展和成功。例如，中产阶层母亲会辞职独自带低龄孩子远赴重洋求学^[7]，劳动阶层母亲去城镇租房陪伴子女高考^[8]，或者农村男性外出打工留下留守母亲和儿童，以上均为“下行式家庭主义”的典型范例。

在下行式家庭主义、精密育儿和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规范的三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全球化的精密育儿在中国具象化为密集母职，而“丧偶式育儿”成为最具有中国特色的育儿语汇与安排。《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报告》发现，虽然八成以上被访者不赞同“照料孩子只是母亲的责任”（其中在35岁以下女性中这一比例为94.6%），且93.3%的被访者认为“男人应该兼顾家庭和工作”，但是女性依旧是家庭和儿童的主要照顾者，责任相当繁重。在业女性工作日平均总劳动时间为649分钟，其中有酬劳动时间为495分钟，照料家庭成员和完成做饭、清洁、日常采购等家务劳动时间为154分钟，约为男性的2倍。0～17岁孩子的日常生活照料、辅导作业和接送这三项任务主要由母亲承担的比例分别为76.1%、67.5%和63.6%。女性平均每天用于照料、辅导、接送孩子和照料家人的时间为136分钟。已婚女性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为120分钟。^[9]

上述统计数据刻画了负担沉重的中国女性形象，虽然育儿是父母共同的责任正在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但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彰显了人们的认知和家庭养育行为实践之间依旧存在很大偏差，女性在家庭中依旧承担着大量育儿照料、课业辅导和家务劳动等任务。众多的中国妇女践行着精密育儿的实践，自嘲是“中年老母”^[10]，在“丧偶式育儿”状态下负重前行，忽略自身的需求，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经济和情感，以确保通过孩子的成长实现家庭的利益最大化。精密育儿的时代压力更多成为妇女肩头重担，精密育儿被简化为精密母职，推进父亲共同参与养育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

三、父母共同养育还是代际合作养育？

如果用co-parenting作为学术关键词在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进行搜索，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西方的co-parenting相关文献主要讨论父母之间的共同养育，而中文文献大多在讨论代际之间的合作育儿。一个英文词汇，在中文语境中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育儿安排——父母共同养育和代际合作养育。在母亲不堪重负，父亲又常常缺席的情况下，下行式家庭主义^[11]再次发挥功能，祖父母们挺身而出，在孙辈照料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代际合作育儿已经成为城市家庭中常见的育儿实践。^[12]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家庭中帮助子女照顾孙辈的老人比率高达66.47%。对小于2岁半的儿童来说，由祖辈老人参与抚养照顾的比例占总数的60%～70%，其中30%的儿童由老人独立抚养照顾。^[13]钟晓慧的研究指出，都市家庭的代际合作育儿呈现出灵活安排的特点：夫妻双方的父母协商轮流前往照顾；祖辈周一至周五照顾，周末夫妻自己照顾；夫妻与女方父母的同住家庭增多等。^[14]

在都市家庭中，代际合作养育时常替代夫妻之间的合作育儿，祖父母的付出弥补甚至进一步合理化了父亲的缺位。代际育儿的角色分工呈现“严母慈祖”的特征——母亲严厉，祖父母慈祥。^[15]母亲是育儿“总管”，祖辈则是“帮助者”“协助者”，甚至承担了“保姆”的角色。^[16]当发生育儿冲突时，父辈的“科学育儿”通常战胜祖辈的“经验育儿”^[17]，祖辈在育儿过程中缺乏话语权和决策权^[18]。

在乡村家庭中，代际合作养育呈现另一幅图景。据民政部公布的2018年农村留守儿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人。^[19]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报告2017》，95%的留守儿童的主要监护人为祖父母。^[20]在这一情形下，祖父母替代父母成为最重要的监护人，承担起儿童养育的最主要责任。

如果说都市家庭的祖父母参与更多是弥补性和叠加性的，弥补了父亲的缺位，担任母亲的助手，让城市儿童得到更为密集的关注；那么乡村家庭的祖父母则是替代性的，替代外出打工的父母成为主要的监护人，然而祖辈由于文化水平低、年龄较高、很多有基础疾病等问题，不能给予留守儿童足够的关注和照顾。

四、婚姻冲突与危机中的共同养育陷阱

近年来，与儿童养育最为相关的家庭结构变化是离婚单亲家庭和重组家庭比例的上升。从1980年到2018年，中国的粗离婚率从0.3‰升至3.2‰，这一水平已高于大多数西方和东亚国家。^[21]根据中国民政部的统计公报，2020年办理结婚的伴侣达814.3万对，办理离婚的夫妻达433.9万对，结离率接近2∶1。^[22]离婚已经取代父母去世成为未成年人生活于单亲家庭的主要原因。

这些年来，学术界对离异家庭子女的研究逐渐从“家庭残缺论”视角转变为“有限影响说”，突破了“父母离婚导致孩子适应不良”这一单一的刻板话语，开始从抗逆力的视角重新审视离异父母的应对以及儿童在逆境下的成长。^[23]张春泥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2012年、2014年这三期的数据，探讨了45岁以下青年父母离婚对其年少子女的学业、心理、行为、交往等各方面发展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单亲离婚家庭、重组家庭的子女与完整家庭的子女表现并无显著差异，在个别指标上，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单亲家庭子女的表现甚至更好；反而在完整家庭中，父母之间的频繁争吵对子女有全方位、严重的负面影响。^[24]这一结论进一步说明，家庭结构的改变虽然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有影响，然而，最糟糕的负面影响还是由不恰当、冲突的养育方式造成的。

过去二十多年，我一直关注性别暴力的研究。在对遭遇家庭暴力寻求离婚的妇女访谈过程中，我发现，受暴妇女本来希望通过离婚摆脱家庭暴力，然而儿童抚养权的争夺常常会成为家庭暴力中的一个特殊事件和权力争夺的焦点，使得暴力难以因离异而结束。我曾经访谈过一名因受暴而起诉离婚的妇女，虽然法院将儿子的抚养权判给了她，她的前夫却暴力抢走了孩子并将孩子非法藏匿了3年多。这名妇女历经辛苦，持续不断去法院上诉，最终法院勒令前夫将孩子送还回来的时候，孩子已经不认识妈妈了。儿童抚养权的争夺，不仅存在于因家暴而终止的婚姻中，大量的法院判决、调解离婚中（2020年达60.3万对），儿童抚养权的争夺以及儿童的非法藏匿甚至绑架的案例比比皆是。

在搜索引擎上输入“儿童抚养权”这一关键词，讨论如何争夺儿童抚养权的策略帖子遍布网络。然而，关于离婚后如何共同抚养子女的策略却鲜有讨论。下行式家庭主义的弊端在儿童抚养权争夺的过程中再次出现，当横向的夫妻之爱被割裂之后，父母双方都在抢夺纵向的亲子之爱，同时要切断对方与孩子的亲子之爱。在法庭起诉离婚案件中，不存在共享抚养权的判决，对于这些父母而言，抚养权要么拥有（“彻底胜利”），要么失去（“彻底失败”）。虽然失去了抚养权，另一方父母依法享有探视权，但这一权利也常常被对方非法剥夺。

在儿童抚养权争夺的过程中，父母将儿童视为私人财产，儿童成为没有自主权的“无价之宝”（物品），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既没有得到尊重，更没有得到遵守。这一现象的泛滥彻底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分居或者离异的，应当相互配合履行家庭教育责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或者怠于履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阻碍另一方实施家庭教育”。^[25]《家庭教育促进法》还特别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双方提供家庭教育指导”。^[26]但是该法条在落实过程中还存在诸多困难，是一项需要加速推进的紧迫工作。

五、从“缺席的父亲”到“严母慈父”

在传统文化、媒体和文学作品中，中国父亲常常被塑造为高大、威严、沉默、疏离的形象。他们是养家糊口的人，是“缺席的父亲”，是“渐行渐远的背影”。这源自“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社会性别分工模式和夫妻养育模式，该模式认定父亲和母亲应根据性别本质主义的差异，在各自的岗位上各司其职，得到了很多认可。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缺席的父亲常常会给成长中的孩子带来不同程度的人格和心理障碍。

罗伯特·哈姆林在《好爸爸不缺席》一书中指出，在美国社会，超过60%的青少年自杀者和超过70%州管教所的越轨青少年都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27]在该书中，他还引用了加拿大民间组织“父亲参与研究联盟”的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有父亲陪伴成长的孩子，比父爱缺位的孩子，在情感、认知、社交和身体健康等各方面都更胜一筹。我们研究团队的调查也发现，父亲的关爱对于降低中学生的抑郁，尤其是中学女生的抑郁有着非常明显的预测作用。^[2]这些研究凸显了父亲参与养育对子女健康成长的重要性。

联合国妇女署近年来大力推广“他为她”的倡导活动，强调男性应与女性携手共建性别平等社会。这一倡导活动也呼吁和倡导新型的父职身份，强调促进性别平等应从日常生活做起。一些新近的研究也记录了中国父亲潜移默化的变化：与以前严肃冷峻的父亲形象相比，当代中国父亲更愿意向孩子展现温暖的一面，开始增多拥抱之类的身体亲密接触，在养育上也更愿意投资。^[28]与传统父亲还很相似的一点是，当代中国父亲依旧不擅长用言语来表达爱和关心。有研究指出，中国的农村和城市都在进入一个“严母慈父”时代^[29]，这与传统“严父慈母”时代正相反，其主要原因是母亲在课业辅导和家校联系中发挥更为主要的作用。然而，相比于缺席的父亲，作为玩伴的慈父为促进共同养育迈出了的重要一步。

皮兴灿的博士论文《性别平等与男性气质：“参与型”男性研究》在专门一章中关注了九名“居家男性”，他们都在家庭生活中承担主要照顾者的角色。该论文发现，“居家男性”所建构的“照料”型男性气质对推动性别平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主流社会所提倡的理想男性形象相比，他们身上多了一些“温柔体贴”“尊重妻子”“陪伴孩子”“敏感”“理解”“照料”“感恩”“性别平等”等人格特质与魅力，这为挑战父权制和传统霸权男性气质，在家庭领域建构更健康和谐、平等多元的“照料”型男性气质提供了可能。^[30]

六、如何建构共同养育的未来

本文系统讨论了阻碍父母和谐共同养育子女的陷阱：在下行式家庭主义和传统性别规范的合谋下，精密育儿观转变成了精密母职实践，代际合作育儿弥补了父亲的缺席，婚姻破裂时对儿童抚养权的争夺使父母背弃了共同养育子女的职责。然而，随着性别平等事业的推进和正在变成趋势和潮流的父亲参与，我们要在认清陷阱的情况下共同努力，建构父母共同养育的未来。

第一，宣传和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号召父亲积极参与儿童养育。《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父母应该通过“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共同参与，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等方式方法来实施家庭教育。^[31]我们应该通过宣传教育，让广大父亲认识到积极参与养育儿童都多重好处：首先，对孩子的发展有利，能促进孩子智力和社会情感能力的健康发展，有助于建立健康的父子关系；其次，对男性自身有利，男性参与养育既有利于增加与孩子的亲密度，又有利于促进男性自身的情感沟通和压力缓解；最后，对女性发展有利，既能降低女性家务劳动和家庭照料的压力，又能促进女性的职业发展和社区参与，提高女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32]

第二，家庭教育应把父职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和推动方向。很多父亲其实希望参与到儿童养育中来，但他们从小接触到的父亲常常是缺席而又冷峻的，这使得他们没有好的父亲榜样可以模仿，也缺乏良好的养育技能。国外推进父职教育的一些民间组织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例如，《好爸爸不缺席》的作者罗伯特·哈姆林曾任美国加州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环保署前高级政策经济学家，他在事业高峰期急流勇退，创办了“好爸爸”的培训机构，成功呼唤5万多名浪子父亲回归家庭，改变了十三万多孩子的生活。

第三，倡导一种尊重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共同养育文化。即便夫妻关系破裂了，但是父亲和母亲对于孩子的亲子责任仍存在，父亲和母亲仍有责任和义务去协商合作，开展育儿工作，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和顺利成长。藏匿孩子、剥夺对方探视权等做法不仅伤害了孩子的情感，更是把孩子视为私人所有物，违背了道德伦理，也违反了相关法律。

第四，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健康的性别公共话语环境，鼓励形成性别平等的价值观念。推动观念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中小学教育中将劳动教育与性别平等教育相结合。下行式家庭主义的一大弊端在于对儿童的过度保护，一个健康的家庭需要父母齐心合力、共同养育，也需要孩子承担相应责任以作出自己的贡献。皮兴灿的研究发现，男孩小时候参与家务劳动有利于他们以后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形成主动参与家务劳动和家庭照料的观念，因为小时候参与家务劳动的过程使得他们更加有同理心，能够帮助他们理解家庭成员，尤其是体会母亲的艰辛和不易。^[33]

第五，父母为子女做好共同养育和性别平等的亲密关系的良好示范。此举有利于儿童在长大成人之后建立更加健康、平等的亲密关系和亲子亲密关系。这种家庭模式的最大意义在于向孩子，尤其是男孩，展示了另一种更加平等、更加尊重女性家庭成员的家庭模式。这一示范也能感召男孩在长大成人之后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家务劳动和家庭照料，践行性别平等，尊重伴侣并支持伴侣的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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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育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