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睿  周姿言  邱凡硕  彭海云  刘汇涛  辛素飞

摘  要：抑郁作为衡量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对其随社会变迁的动态变化趋势进行探讨至关重要。研究对近30年的129篇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测量青少年抑郁的研究报告（共包括203160名中学生）进行横断历史的元分析。结果发现：我国中学生抑郁水平逐年上升；来自经济条件（居民消费水平、基尼系数）、社会联结（离婚率、家庭规模数、城镇化水平）和总体威胁（犯罪率、初中升学率、高中升学率）的8项社会指标能显著预测中学生的抑郁水平。

关键词：青少年；抑郁；横断历史研究；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502(2022)05-0028-15

作者简介：王金睿，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周姿言，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心理健康；邱凡硕，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彭海云，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刘汇涛，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心理健康；辛素飞，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心理变迁与社会变迁、青少年心理健康。

一、引言

抑郁（depression）作为一种常见的心理卫生问题，在青少年群体中尤为常见。有研究表明，抑郁是青少年自杀、吸烟、酗酒、学习能力下降、攻击等问题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1]。因此，青少年抑郁问题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然而，当前关于青少年抑郁状况的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有研究者认为中学生抑郁情况不容乐观[2]；也有研究表明，中学生抑郁状况总体处于较低水平[3]。梳理对比发现，研究结果相悖主要有以下原因：第一，测查中学生抑郁状况的工具及评价标准不同。例如，《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采用基于时间频度的4级评分法，而《中学生抑郁量表》采用基于严重程度的5级评分法。第二，研究对象多样性，包括不同阶段（初中生、高中生）[4]、不同类型（普通中学生、职业中学生）[5]以及来自不同生源地（城市、农村）[6]的中学生。第三，导致研究结果不同的最重要且最易被忽略的原因是，现有研究对青少年抑郁的调查多处于特定时间段，而忽视了近30年青少年抑郁水平随年代变迁而变化的问题。另外，现有研究多从个体特征或学校及家庭环境等中介变量讨论青少年抑郁状况的影响因素[4-6]，很少有研究关注经济状况等方面的社会宏观因素对青少年抑郁水平的影响。布朗芬布伦纳和莫里斯将个体心理的各种社会影响因素归纳为一个由微观、中观、外观、宏观系统和时间系统构成的生态系统，为社会转型对青少年抑郁水平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分析框架[7]。我们认为，社会转型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依赖生态系统的传导，其中相关的中介变量隶属不同的生态系统，它们单独或共同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而目前关于青少年抑郁的研究多针对单一系统，缺少宏观的系统间的探讨。为此，本文借助横断历史的元分析方法的优势，探究我国青少年抑郁水平随年代的变化趋势。同时，结合相关社会指标，探究导致我国青少年抑郁水平变化的宏观因素，从更宏观、更系统的角度，进一步扩展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框架，进而为改善青少年抑郁状况提供更系统、更全面的理论思路。

（一）我国青少年抑郁水平的变迁

近30年来，社会急剧转型给人们的生活节奏和思维方式带来巨大改变，同时也对个体的情绪造成一些消极影响[8]。例如，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生活节奏变快可能使得个体的负性情绪增加[9]；社会转型使得社会风气更加开放、多元，可能导致离婚率持续上升，进而造成个体对家庭的信任感降低，感到精神痛苦、情绪低落，增加抑郁情绪产生的可能性[10]。社会转型带来的种种社会现象给青少年带来巨大影响[11]。随着网络等现代化技术的发展，社会大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逐渐增大。已有横断历史研究发现，社会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使得青少年情绪的稳定性下降[12]；此外，社会失业率上升、就业压力增大等宏观环境的变迁引起家庭经济压力增大及家庭冲突增多等近端环境的变迁，不和谐的家庭环境导致青少年滋生更多社会适应问题以及更多消极自我评价[4][9]。情绪的稳定性下降与持续性的自我否定是抑郁的核心特征[13]。因此，本研究推论我国青少年的抑郁水平也呈逐年上升趋势，并着重从更系统的宏观视角针对青少年抑郁的内在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二）影响我国青少年抑郁水平的社会因素

通过整理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发现，早期研究多从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年级和性别等）进行讨论[14]，后来从个体其他的心理特征角度（如应对方式、心理素质等）探讨[2][5]。随着社会剧烈变迁对抑郁的影响逐渐凸显，研究者发现社会环境（如生活事件、社交体育活动等）因素对个体抑郁的影响已不容忽视。[3]因此，对青少年抑郁变化趋势的探究需要进行宏观思考。结合以往研究，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比较增多，导致青少年感知到的家庭经济地位下降，进而使人际适应力下降，引发一系列情绪问题[15]。尽管随着经济发展，一定的地区差距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是必要的。但如果地区经济差距过大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很可能影响社会安定，导致总体威胁增加[16]，进而可能导致青少年产生一系列情绪适应问题，抑郁水平上升。再加上快速的人口转变与剧烈的社会变迁导致社会联结程度降低，进而导致家庭社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如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17]。而青少年在核心家庭中处于重要节点地位，家庭环境变迁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具有重要影响[18]。综上所述，本研究从经济条件、社会联结和总体威胁三方面入手，探讨宏观社会环境变化对青少年抑郁水平的影响。

首先，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是无法分离的[7]。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目前处于下降趋势，而抑郁是心理健康的核心消极指标之一[19]。我国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上升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但同时也带来生存成本过高、家庭经济负担上升等问题。家庭经济负担过重可能导致青少年在学校中感到自卑，进而可能使其遭受同伴排斥[15]，最终引发青少年一系列负性情绪（如焦虑和抑郁等）。与此同时，随着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不断扩大，社会负面情绪的累积使其主观感知到更多孤独感，这可能会提高其抑郁发生的可能性[20]。此外，近3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21]，说明我国居民贫富分化逐渐加大。有研究发现，青少年面对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时，可能会产生无力感及一系列行为退缩（如学习和社交等），继而引发其低自尊、孤僻、自卑等负性情绪[4][15]，这可能导致其抑郁程度进一步增加。因此，本研究选取居民消费水平和基尼系数作为经济条件方面影响我国青少年抑郁水平变化的社会指标。

其次，随着经济环境改变，家庭同样发生了剧烈变迁。这一剧烈变迁导致家庭联结减弱，进而引发的近端环境因素改变与抑郁存在明显关联[18]。逐年提高的城镇化水平使整体人际环境不断陌生化，个体和群体间的人际信任程度有所下降[22]，整体焦虑水平呈上升趋势[23]。而社会环境中的信任危机和焦虑情绪可通过各系统的相互作用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进而影响其抑郁程度[7]。与此同时，城镇化水平提升带来家族成员的流动和分离，致使现代社会的家庭规模呈现小型化趋势，这一变化造成核心家庭生存的经济成本、关系成本上升[9][17]。父母需花费大量时间工作，进而导致家庭冲突增多，陪伴孩子的时间、与孩子沟通的次数减少。这导致青少年获得的社会支持资源不足，面临挫折时可能更容易受伤，从而产生抑郁等消极情绪[9]。同时，逐年上升的离婚率降低了家庭功能的完整性[18]。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父母卷入程度下降，进而可能对其抑郁状况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研究选取离婚率、家庭规模数和城镇化水平作为社会联结方面影响青少年抑郁水平变化的宏观社会指标。

最后，社会转型引发的社会威胁可能会对青少年成长环境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我国犯罪率不断上升[21]，社会负性事件频发，以致青少年感知到的环境不确定性增强。这些变化可能降低青少年的安全感，进而影响其抑郁水平[24]。此外，教育状况的变化也是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变差的一个重要原因[11]。在我国当前教育环境下，片面追求升学率会加重中学生的学业压力，进而加剧学生的抑郁状况[6]。随着国家各级各类学校逐步扩招，我国的初中升学率和高中升学率逐年提高，各种选拔考试具有强烈的竞争性，导致以超前教育、课外补习和升学竞争为主要形式的教育竞争与威胁增多，对中学生抑郁状况产生负面影响[21]。因此，本研究选取犯罪率、初中升学率和高中升学率作为社会总体威胁方面影响青少年抑郁水平变化的社会指标。

综上，目前对青少年抑郁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于青少年个体特征及家庭环境影响等微观或中观层面，而本研究结合已有文献，利用横断历史研究方法的优势，从宏观社会层面探究青少年抑郁水平的纵向变化趋势，以及相关社会因素对青少年群体抑郁状况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近年来，关于测量青少年抑郁的研究工具有20多种，包括《流调中心抑郁量表》《贝克抑郁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等。在众多测量工具中，《流调中心抑郁量表》由于测量内容全面，且符合抑郁的通用定义，得到了广泛关注。更重要的是，经过文献检索发现，截至目前，《流调中心抑郁量表》使用频次最高。而且，相较其他测试抑郁水平的量表而言，该量表更适用于调查一般人群，而非病人，现已被广泛应用于测量青少年抑郁水平的相关研究[14][25]。因此，本研究选择该量表作为研究工具。该量表共有20个条目，要求被试根据最近1周内出现相应症状的频度进行4级评分，得分越高代表其抑郁水平越高。

（二）文献搜集的标准与结果

本研究的文献搜集标准如下：（1）文献都使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2）文献中有明确的统计指标（、和）；（3）研究对象是年龄在11~18岁的中国内地青少年群体，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4）同一作者使用同一批样本数据发表的多篇文章，只保留发表时间最早的一篇；（5）文献发表时间截至2020年12月底。

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和Elsevier、Wiley等中外文数据库中，分别以“青少年”“中学生”“抑郁”“心理健康”“adolescents”“middle school students”“depression”“mental health”等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筛选流程见图1），共得到符合标准的129篇文献（包含16篇英文文献，所有文献的发表时间均在1993—2020年），由于有2篇文献的数据分别从两个不同质的被试群体获得，只能分别录入，因此最终获得131组数据（详见表1）。基于已有研究的做法，除明确标注数据收集年份的文献外，其他文献的数据收集年份均用“发表年份-2”的方式计算[11]。因此，本研究的数据收集年份跨度为28年（1991—2018年），共包括203160名中学生（详见表1）。

（三）文献编码及数据整理

本研究将最终筛选出的131组数据在SPSS 22.0软件中进行编码及数据录入。首先，将每篇文献的发表年份、数据收集年份、样本量以及抑郁的均值、标准差录入数据库中；然后，对文献的其他信息（包括期刊类型、地区、学段和性别比例等）进行编码（详见表1）。

（四）社会指标的数据来源

本研究从经济条件、社会联结和总体威胁三方面选取8个社会指标（即与中学生抑郁水平直接相关的指标），并考察这些社会指标对中学生抑郁的“预测”作用。所有社会指标的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法律年鉴》。

三、研究结果

（一）我国青少年抑郁水平随年份的整体变化趋势

为描述中学生抑郁水平随年份的变化趋势，本研究以数据收集年份为横坐标、抑郁均值为纵坐标，绘制散点图。如图2所示，青少年抑郁水平随年份的变化呈上升趋势。

同时，我们以抑郁均值为因变量，以数据收集年份为自变量进行加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加权样本量后，年份可显著正向预测我国青少年抑郁水平（β=0.36,p<0.001），年份的解释率达12.6%。同时，为控制额外变量（如期刊类型、性别比例、地区、学段等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本研究还以抑郁均值为因变量，以数据收集年份、期刊类型、性别比例、地区和学段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加权样本量的同时，纳入其余4个变量后，青少年抑郁的年份效应仍然显著（β=0.35,p<0.001），年份可以解释抑郁12%的变异。由此可知，1991至2018年间，我国青少年的抑郁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

此外，为探究28年来我国青少年抑郁水平的上升幅度，我们根据以往研究[26]的做法，首先在加权样本量的同时，以抑郁均值为因变量，数据收集年份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方程（y=Bx+C）。然后将年份1991和2018代入方程中，得到这两年的抑郁均值。最后计算M1991和M2018的差值，再除以28年间的平均标准差（MSD），即为d值。结果发现，从1991年到2018年，青少年抑郁均值上升了5.92分，即上升了0.62个标准差（d=0.62）。根据Cohen[27]的效果量评定标准可知，青少年抑郁均值的上升幅度介于中等效果量与大效果量之间。

（二）青少年抑郁与宏观社会指标的关系

由上可知，近30年我国青少年抑郁水平随年份呈线性上升趋势。那么，其上升趋势与宏观社会变迁有怎样的关联呢？如前所述，青少年抑郁与上述8项宏观社会指标间的相关或许可以解释。结果显示，加权样本量后，除基尼系数外，当年的其他社会指标均对青少年抑郁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见表2）。而且，为更加详细地说明社会变迁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按照以往相关研究的做法[11]，采用滞后相关分析的方法将历年的抑郁均值分别与1年前、3年前和5年前的宏观社会指标进行匹配。结果显示，1年前、3年前和5年前的社会指标能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水平的变化。因此，经济条件、社会联结和总体威胁方面的变化可能是影响青少年抑郁水平上升的重要因素。

四、讨论

本研究采用横断历史研究方法考察我国青少年抑郁水平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近30年我国青少年抑郁水平呈上升趋势，这与很多学者提出的“中学生抑郁状况不容乐观”这一观点基本一致[2]，也与我国青少年焦虑等消极情绪呈上升趋势吻合[23]。但与以往考察青少年抑郁状况的横断面研究相比，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是：基于研究结果，以更为宏观的视角探究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我们在考察青少年抑郁水平时纳入时代变迁这一动态维度，系统地刻画青少年抑郁的总体变化趋势，纵向拉伸以往研究的理论意义。此外，以往多选用青少年群体中的个体作为研究对象，缺乏对个体与宏观环境关系的关注。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网络普及化，个体的社会关系不仅包括个体间的交往，也包括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的联系[28]，故在讨论影响青少年抑郁的各类因素时，更应关注“青少年群体”这一抽象概念。基于此，本研究利用横断历史的元分析这一方法的优势，以近30年发表的有关青少年抑郁的129篇文献为研究对象，从“群体”视角考察青少年抑郁的整体状况，使青少年群体抑郁的理解广度得以横向拓宽。而且结合生态系统理论，宏观因素（如宏观经济条件）不仅直接影响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发展，还通过中观因素（如家庭环境）等中介变量对微观心理发展产生影响，即宏观社会的变迁可通过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影响青少年抑郁的变化趋势[7]。总体来看，青少年抑郁的发展离不开个体与群体、近端与远端环境和社会变迁因素。但由于宏观因素难以调控，改善青少年的抑郁状况需同时关注与之相关的中观、微观因素。因此，本研究对宏观因素（如经济条件、社会联结及总体威胁）与青少年抑郁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与整合，并从宏观、中观、微观系统间的交互作用进一步探讨我国青少年抑郁的潜在影响机制。

（一）我国青少年抑郁的潜在影响机制

首先，本研究发现，当年、1年前、3年前和5年前的两项社会指标（居民消费水平和基尼系数）均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水平。这说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家庭经济压力增大是青少年抑郁水平上升的重要因素。虽然我国家庭收入不断增长，但医疗、教育等家庭消费支出却不断上涨[22]，加之近年我国社会弱势心态呈泛化趋势[29]，家庭经济压力增大与社会弱势心态泛化的叠加效应，既削减了父母的心理承受能力，也降低了青少年的安全感和心理健康水平，导致其抑郁水平上升[30]。此外，有研究发现，社会贫富差距增大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20]。由于青少年认知容量和社会意识的迅速发展，其对贫富差距越来越敏感[30]，而互联网的迅速普及又为青少年提供大量上行社会比较的机会，这可能使其更直观地感受到贫富差距，致使心理健康水平下降[20]，进而引起抑郁水平上升。

其次，我国青少年抑郁水平上升也可能与社会联结的弱化有关。本研究发现，与社会联结这一因素相关的三项社会指标（离婚率、家庭规模数和城镇化水平）的增加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水平的上升，可能原因如下：第一，自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大家庭逐渐被核心家庭取代，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及其联结功能减弱[8]，青少年通过家庭获得的支持和社会资本有所减少，使得青少年更容易对自己形成否定性评价[31]，进而增加其抑郁发生的概率。同时，逐年升高的离婚率使单亲家庭、隔代家庭等特殊家庭的比例升高，以致父母的教养方式产生了过分保护和严厉惩罚等消极变化。而不合理的教养方式正是青少年抑郁的主要原因[32]，因而随着父母教养方式的消极变化增多，青少年抑郁的强度随之上升。第二，城镇化水平提高引起社会群体的迁移规模不断扩大，这使得人际环境的流动性增强[33]，而人际问题也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复杂多变的人际环境不仅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变差[23]，也会使教师、父母等群体的焦虑和不安全感等消极情绪体验增多[34]。同时，从微观系统看，城镇化需较高私人成本（租房安家费用、子女教育费用），这一现象导致家庭生存压力变大，父母不得不外出工作以平衡收支关系，甚至可能面临付出大量时间却没有获得预期收益（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高质量的教育）的状况，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父母的心理落差感，引发群体的消极情绪。以往研究发现，群体的消极情绪在人际互动中具有一定的弥漫性[35]。这一心理落差极有可能影响子女的情绪，进而导致抑郁等非适应性问题增多[36]。

最后，中学生抑郁水平上升还可能和与其相关的总体威胁增加有关。本研究发现，总体威胁相关的三项社会指标（犯罪率、初中升学率和高中升学率）均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抑郁水平。近年来，我国犯罪率的波动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多以及环境不确定性的增加[37]。而且，现代媒体传播的全时性、全域性和全渠道性使青少年接触的暴力游戏和图片增多。根据社会学习理论观点，长时间接触暴力刺激会使青少年习得攻击行为以解决问题，同时对社会的不信任感增强。此外，随着社会变迁，社会对教育结果的期望和要求大幅增加，家长和学校将此“期望压力”以“分数”“升学率”等形式转移到学生身上，给青少年带来巨大的课业负担，造成学业竞争加剧[6]，不可避免陷入“内卷”，进而影响其抑郁水平。

（二）本研究的局限及未来展望

尽管得到上述有意义的结论，但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除《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外，还有《抑郁自评量表》《儿童抑郁问卷》《中学生抑郁量表》等测量青少年抑郁水平的量表，可待未来文献数量充足时采用其他量表与本研究结果进行对比验证；其二，本研究探讨我国青少年抑郁水平随年份的变迁趋势，并对社会宏观远端环境影响近端因素的作用机制进行解释，但没有对具体影响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未来可针对青少年抑郁的具体影响机制展开追踪研究，从而更准确地揭示青少年抑郁水平的变迁趋势。

五、结论

1.近30年我国青少年抑郁水平逐年上升；

2.经济条件、社会联结及总体威胁可能是预测青少年抑郁水平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刘福荣,宋晓琴,尚小平,等.中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的meta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0 (02): 123-128.

[2]  胡天强,张大均.中学生心理素质与抑郁的关系:自我服务归因偏向的中介作用[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06):104-109.

[3]  王极盛,丁新华.中学生抑郁与其相关影响因素的综合研究[J].中国学校卫生,2003 (04):336-338.

[4]  许颖,林丹华.家庭压力与青少年抑郁、孤独感及幸福感——家庭弹性的补偿与调节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 (05):594-602.

[5]  赵富才,刘敏.职业学校学生抑郁障碍与生活事件和应对方式的关系[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 2007 (52):10604-10606.

[6]  李海垒,张文新.青少年的学业压力与抑郁:同伴支持的缓冲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4(10):87-91.

[7]  俞国良,李建良,王勍.生态系统理论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J].教育研究,2018 (03):110-117.

[8]  池丽萍,辛自强.各类人群社会心理的时代变迁[J].心理技术与应用,2020(02):95-103.

[9]  刘汶荣,徐安琪.城市家庭经济压力:一个社会脉动的视角[J].社会科学,2008(02),81-90+190.

[10] 薛允莲,许军,刘贵浩,等.中国城镇居民心理亚健康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卫生统计,2021 (02):208-214.

[11] 辛自强,张梅.1992年以来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变迁:一项横断历史研究[J].心理学报,2009 (01):69-78.

[12] 桑标,邓欣媚.社会变迁下的青少年情绪发展[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0 (05):549-553.

[13] 田雨,周梦,王乐昌,等.疫情期大学生抑郁与网络成瘾的交叉滞后分析[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2(02): 295-300.

[14] 陈祉妍,杨小冬,李新影.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在我国青少年中的试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9 (04): 443-445+448.

[15] 罗晓路,李天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留守儿童同伴关系的影响[J].中国特殊教育,2015(02):78-83.

[16] 杨海峰.社会不安定成因及对策探讨[J].社会科学战线,2000(01):244-253.

[17] 彭希哲,胡湛.当代中国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 (02):120-121.

[18] 吴愈晓,王鹏,杜思佳.变迁中的中国家庭结构与青少年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18(02):98-120+206-207.

[19] DIOGO B, HELENA M, MARTA A, et al. Depression in adolescence: A review[J]. Middle East Current Psychiatry, 2020 (01): 972-986.

[20] 俞国良,王浩.文化潮流与社会转型:影响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及现实策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9):213-219.

[21]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

[22] 闫新华,杭斌.收入不平等与家庭教育支出——基于地位关注的视角[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05):1-13.

[23] XIN S F, WANG Y X, SHENG L. Impact of social changes and birth cohort on anxiety in adolescents in mainland China (1992-2017):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J].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20, 116(11): 105-159.

[24] 赵娟,杨雨静,孙玉,等.感知婚姻冲突、安全感对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J].精神医学杂志,2020 (02): 104-107.

[25] 章婕,吴振云,方格,等.流调中心抑郁量表全国城市常模的建立[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0 (02):139-143.

[26] TWENGE J M, CAMPBELL W K. Age and birth cohort differences in self–esteem: A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1 (04): 321-344．

[27] COHEN J.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2 (03): 98-101.

[28] 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J].社会学研究,2006(04):117-131+244.

[29] 蒋占峰,董现聪.社会稳定视角下弱势心态泛化现象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5 (11):167-171.

[30] 李董平,许路,鲍振宙,等.家庭经济压力与青少年抑郁:歧视知觉和亲子依恋的作用[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5 (03):342-349.

[31] 邱依雯,娄熠雪,雷怡.青少年抑郁:基于社会支持的视角[J].心理发展与教育,2021 (02):288-297.

[32] 侯筱菲,毛富强,梁瑞华,等.4种类型单亲家庭亲子心理健康状况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1 (06): 641-645.

[33] 段成荣,赵畅,吕利丹.中国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变动特征(2000-2015)[J].人口与经济,2020(01):89-99.

[34] 陈云松,潘雨,张亮亮.当代中国的社会焦虑及其宏观机制——基于搜索大数据的省级面板研究[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06):5-15.

[35] 李从东,洪宇翔,谢天.基于系统动力学的群体负面情绪动力机制研究[J].情报杂志,2013(05):38-42.

[36] 章羽.城镇化的社会成本及其生成逻辑[J].经济问题探索,2015(04):14-18.

[37] 蔡华俭,黄梓航,林莉,等.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20(10):1599-1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