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家庭教育越来越明显和学校教育一样成为大众热议的教育主题，疫情期间的家庭教育更是阶段性取代学校教育成为教育活动的主要领域。在大众热烈参与的家庭教育议论中，家庭教育焦虑成为了最为显眼的一个标题，它指向的“鸡娃”、早早培、教育剧场效应等现象也深深撩拨或刺痛了众多家长的神经。应对当代家庭教育焦虑的困局，除了需要对家长进行必要的个体化疏导之外，根本的做法也包括透视当下不断汹涌的家庭教育焦虑背后的内在实质或主要来源，并在此基础上明晰应对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一、当代家庭教育焦虑的客观诱因：激化的教育不确定性

不可否认，不同父母对子女教育类似状况的反应经常是不同的，这应该是家庭教育焦虑常常被当做父母个体心理情绪问题来处理的原因。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已然形成情绪浪潮的家庭教育焦虑没有更现实的诱因，对客观诱因的定位和分析是在源头上应对家庭教育焦虑的一个必然选择。

从已经展开的家庭教育焦虑讨论来看，造成家庭教育焦虑的主要原因经常被归结为资源有限、目标狭窄且渴求强烈、过度依赖竞争手段、社会圈群定位局限、教育观不够人文化等多种因素。不可否认，对这些多种原因的揭示有助于筹划更多方面的应对措施，但归因上的这种多样性也会带来失去主要应对目标的风险。进一步来看，虽然这些已经被关注的家庭教育焦虑多种原因处于不同的领域和层面，但是能够把这些原因贯穿在一起的一个核心线索却是当代家庭教育所要面对的不确定性，当前家庭教育需要面对的各方面不确定性从根本上成为让家长陷入焦躁思虑的客观基础。正是在家长焦躁地思虑家庭教育的过程中，这些多方面的来源和元素才从整体上聚集在了一起，并激起了当前家庭教育焦虑的汹涌浪潮。概而言之，当前家庭教育面临三个根本的不确定性。

首先，当代家庭教育面对的不确定性是教育体系本身的内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教育学家比斯塔那里被称为“教育的美丽风险”，主要意思是指教育过程就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且教育就是因为这种风险的存在而美丽。具体来看，教育体系本身的内在不确定性主要是指在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教育体系依然不是一个结构闭合且直接可控的系统，总体上还是一个散软或内在联系模糊的体系。对家庭教育而言，这种教育体系的散软特性在根本上体现为“投入”和“产出”之间的不确定性连接，期待家庭教育有很多“产出”的家长并不能确定足够的“投入”是多少。从现实来看，“庞大的家庭教育投入只得到微薄的教育成果”这样的情况是时有发生的。

其次，当代家庭教育也要面对目标和方向的不确定性。在今天这样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判断“到底什么样的教育目标和方向是最值得追求的”变得愈加困难起来。事实上，在人类社会未来还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前提下，确定“把子女培养成什么样就是成功”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随着人类社会更快速地变革，现在的家庭教育确实可以追求更多样的目标和方向，无论是从总体定位还是从具体素养、职业取向来看都是如此。只是，越来越多的选择本身也意味着传统上比较“光鲜的”家庭教育目标和方向也有可能会被“争艳”而失色，但新兴的家庭教育目标和方向选择也未见得真具有更长久的希望。

最后一个不确定性是当代家庭教育在途径和方法层面上遇到的一种情况。事实上，无论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存在面对丰富的途径和方法而无法确定的问题。同样的教育途径和方法，对一些孩子有效而对另一些孩子无效，在一些教育内容上有效而在另一些教育内容上无效。这种情况让家长即便能“笃定”自身的家庭教育目标，也会因为途径和方法的不确定性而陷入纠结。还有一个情况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尽管今天的家庭教育途径和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开发出来，但这些新的途径和方法并没有在提升效用确定性方面有突出改进，反而会增加当代家庭教育的无所适从感。

可以说，当代家庭教育面临着系统性的不确定性，这种短期内不能改变的不确定性也因当下社会的剧烈变革而激化。虽然，个别家庭教育者只是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而焦虑（如在家庭教育中目标太高、能调用的资源太有限和掌握的方式太单一等），但众多家庭教育具体情形背后的这种系统不确定性构成了家庭教育焦虑大规模涌起的相对客观诱因：传统上依靠追加更多教育投入的做法在今天依然艰难，且追加投入的结局也变得不那么可靠；传统上被认为很有价值的家庭教育目标和方向已有所动摇，新兴的一些目标和方向虽然“闪亮”但难以确定是否可以长久；传统上被公认的家庭教育途径和方法依然具有不确定性的效用，新生的很多途径和方法在提供更多选择的同时也依然具有不确定性效用问题。

二、应对不确定性的家庭教育策略：整体顺应与局部争取

从内在道理来说，不确定性导致家庭教育焦虑的逻辑是让家庭在子女教育中感到欲罢不能，从而使自身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无论采取什么途径和措施，无论拥有多少资源，家庭都难以确保达到心中确定的教育目标。同时，更让人纠结的是家庭确定的目标究竟是否最具远见卓识也无法轻易确定，这导致家庭最终只能在各种纠结中开展家庭教育活动。总体来说，如何应对家庭教育焦虑的问题，既可以被归结为家庭教育者如何直接对待自身的各种缺失的问题，也可以被归结为家庭教育者如何从根本上应对家庭教育内在不确定性的问题。一般来说，在个体层面，家庭教育者需要拓展教育视野、开阔教育目标、丰富教育方式和开发教育资源，由此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欲罢不能和不能自拔的境地。在思考如何普遍解决家庭教育焦虑问题上，这里更要关注家庭如何应对日益激化的教育内在复杂性问题。

面对教育内在的复杂性，家庭教育者一方面需要在整体上甄别出要顺应的领域或层面，由此出发构建稳健的家庭教育大局观。当今的家庭教育者需要意识到家庭教育在整体上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内在不确定性，对此的合理心态就是学会顺应。根据目前家庭教育的发展水平，家庭教育者在整体上特别需要接受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总体不确定性关系，并在此前提下进一步承认家庭教育目标的广泛可优化性和具体家庭教育方式的不完全可靠性。换言之，当代家庭教育特别需要顺应的不确定性是教育整体层面和最终教育结果上的不完全确定性，这两个具体方面都是个体家庭无论如何努力作为都难以在根本上完全确定的。面对这种情况，当代个体家庭比较恰当的态度就是采取顺应的立场，不强求完全操控家庭教育的整个过程和结果，由此建设出家庭教育自身的稳健大局观。对个体家庭而言，这个方面去顺应不确定性的最大挑战是家庭教育在机会、资源和效果上的多种失控感，不能应对这方面挑战的常见结果就是家庭教育焦虑中出现的欲罢不能和纠结状态。就具体做法而言，个体家庭在这个方面特别要做的努力是思想意识上的修炼，具体主要包括对家庭教育内在不确定性的认识和认同。

另一方面，家庭教育者在应对多个具体方面的不确定性时都可以采用争取的姿态，由此构建出积极的家庭教育行动观。尽管家庭教育存在着整体的内在不确定性，但是家庭教育的结果和特定的机会资源、途径方法以及目标方向选择之间还是存在着特定水平上的现实联系。因此，在整体坦然面对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家庭教育者可以采用的积极行动姿态是努力把握特定资源、方法和目标方向选择对家庭教育结果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关系。从家庭教育目标方向选择来看，那些所需资源竞争性小、方法可靠性大的目标方向有着更大的现实可能性，因而根据资源掌握和方法习得情况调整目标方向就可以取得更多的确定性。从家庭教育机会资源来看，那些更直接与结果相关的核心机会和资源也是减少不确定性的依靠之一，结合自身条件努力开发传统和新生的核心机会资源是这个方面可以实施的具体行动。从家庭教育途径方法来看，具有更细致、更明确使用条件和效果范围的那些途径方法是减少不确定性时可以依靠的主要方面。家庭教育者一方面可以丰富那些在使用条件和效果范围上具有更多明确性的途径方法，另一方面可以在自身的实践中积极探索所采用的途径方法的各种确定性。

可以说，因为整个人类世界的快速发展变化，今天的教育世界更加凸显出深度的不确定性，如果试图强行基于强烈而固定的现实成就欲对家庭教育进行精细的掌控，就会让家长更多陷入欲罢不能和不能自拔的焦灼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家庭教育者能采用的更整体合理的普遍应对战略框架则是对整体顺应的大局观和局部争取的行动观的有机结合。

从不同类型焦虑的表征中洞见家庭教育焦虑之殇

“教育焦虑”作为过去一年的高频词汇，给人带来一种全社会家长或家庭教育都患上焦虑症的错觉，从而引发紧张感与恐慌感。人们开始通过各种理论找寻家庭教育焦虑问题的诊断与治疗方法。其实，不仅“教育”焦虑受到热议，当下社会还有诸多领域的焦虑显现出来，如工作焦虑、学历焦虑、婚恋焦虑、容貌焦虑等。本文着重对婚恋焦虑与容貌焦虑这两种焦虑进行审视，通过研究这些焦虑的表现、激发机制及其与教育焦虑存在哪些异同等问题，更清晰地阐明家庭教育焦虑的实质与原因。 

一、不同类型焦虑的表征与产生缘由

前段时间，“985婚恋平台”“父母相亲局”和“名媛群”等现象登上热搜，年轻人的婚恋焦虑被广泛讨论。不论是对伴侣的学历、职业的高要求，还是对户口、家庭背景的严格把控，当恋爱这种自由行为与门槛设置的非自由标准联系在一起，无疑反映着个体对社会性因素的屈从，爱情成为婚姻的现实性工具。爱情一边帮助人们解决单身问题，一边被“祛魅”，被人们消解了其作为一种闪光信仰与精神性敬畏的可能，这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而这正是结构性向上流动的社会生态与个人追求所带来的异化。恋爱的焦虑来源于婚姻的焦虑，婚姻的焦虑来源于家庭的焦虑。人们对以经济积累、财富巩固、建立同盟、对抗风险、力求稳定的家庭的期待盖过了对以浪漫、激情为逻辑的爱情的期待，有保障的婚姻成为爱情的唯一目的，个人的情感需要和两性欲望让位给作为政治和经济更大体系中的家庭。正因为人们追求向上、规避向下，所以人们将自己变成面向未来的一个项目或商品，互利互惠的消费模式成为评价标准，良好的项目运行模式拒绝爱情中会出现的疯狂、迷恋，规避任何产生消耗、亏本、伤害与失败的情况，并将其视为一种“理性成熟”。在这种情况下，功利主义考量成为不焦虑的健康模型，维护自我利益的能力与心理健康划上等号。人们先挑选符合自我利益的人，再决定要不要付出自己的“爱”。

国内首部女性独白剧《听见她说》上后，“容貌焦虑”一词登上热搜，虽然女性是这一焦虑的主要感受者，但越来越多的男性也受到这种焦虑的困扰。不论是化妆的人数越来越多、化妆的年龄逐渐下降；还是越来越多的人进行医美、整容，修图、美颜成为日常拍照的必备程序等，所有这些都表征着“颜值即正义”对人们的规训。其实身材和容貌并没有既定标准，困扰人们产生自卑感的不是“客观性事实”而是“主观性解释”。其实“美”并没有绝对客观标准，多数人认为的美总是在被少数人推翻着并再次成为多数人的审美标准，这种不断推翻、不断掌握、再推翻的循环过程才是审美的真理。那么，在这种审美认知下，为什么人还会被囚禁在审美牢笼中呢？这和美本身没有过多联系。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不再将更多的关注力聚焦在温饱与生存，而有实力、有精力追逐物质数量满足基础之上的丰富性与质量时，事物的美与吸睛度便成为人们在意的因素。此时，资本的消费陷阱便也诞生了。市场利用人们对美的在乎，制造消费欲望，人为创生出颜值的标准，通过持续不断地以化妆、医美或修图的方式制造颜值偶像，使人将白皙、有弹性的皮肤、无瑕的妆容、A4 腰、直角肩等作为外形“成功”的模板，同时还将这些成功模板背后的消费品，如化妆品、瘦身品等与人直接捆绑，通过消费提升自我容貌。此时人们非但没有洞察消费陷阱、没有洞察商品对自己的奴役，还因拥有能够选择医美、修图的权利而欣喜自己从被评论者转向主动生产者的变化。

二、家庭教育焦虑的表现与产生本质

焦虑乃是人对未来未知世界的强烈、过度与持续的担忧和恐惧的情绪，当人长时间处于焦虑状态中时，还可能导致生理疾病性的情绪障碍问题。对于婚恋焦虑、容貌焦虑与教育焦虑等，自然有人因深受困扰而产生被医学诊断的焦虑症，但也有人完全不受干扰，即使婚姻不美满、相貌不出众、工作不顺利或孩子不出色，也不阻碍其对生活本质的主体性体验与热爱。当然，今天大部分人面对结构性系统困境，会产生尚不构成病症的不良情绪。生理病症上，我们可以从心理学视角对此问题进行审视，但当我们寻溯问题源头，从内部与深层去探究其产生缘由与本质时，便需要借助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回答这一看似是个人与自我偏好的选择、却让很多人都产生焦虑的问题。

普遍性的个体焦虑一定来源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且个人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克服。就像婚恋焦虑基本属于中产阶层的焦虑一样，作为一种问题的教育焦虑也多属中产阶层的产物。今天的中国社会，就业市场与人才结构均发生了与以前不一样的变化，不均衡的发展与尚需完善的制度规范考验着人们的价值判断。社会转型期的不确定性不仅给人带来机遇与自由，面对未来世界的未知与风险，人们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相比底层社会因“力不从心”而自我放弃，中产阶层具备更高的财富、资源与精神能力，这也使得他们需要与依赖的保障系数更高。中产阶层的头顶始终悬挂着阶层滑落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种心理危机只能通过对“文化通货”，也即对学历、文凭的投资来保证，通过撬动文化杠杆在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就像在“父母相亲局”中，父母明知婚恋乃子女之事，但仍乐此不疲地替代子女相亲、选择能够满足利益的对象一样，家长教育焦虑的鸡娃行为也是实现向上流动的行动，是家长审慎考量未来生活品质、避免家庭阶层下滑的举动。所以，不论婚恋焦虑、教育焦虑，都是学历焦虑的延续。通过学历，人们获得更好的伴侣、更好的工作。也正因此，今天的教育功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人们看重的教育的作用已经从过去的“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变成了现在的“身份承认”“改变命运”，学校已经成为精英人才选拔的代理机制。

正因为个体无法克服系统困境，这一任务就落到了家庭这一社会单位中。就像985相亲局中的年轻人，其看重婚姻大于爱情的本质是看重家庭的经济积累、财富巩固、建立同盟、对抗风险的功能。今天，无论是婚恋焦虑，还是教育焦虑，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对抗社会风险，家庭承担了其他社会机构应当承担的职责，在日益复杂的任务中，帮助学校等其他社会机构跨界完成本应由他们完成的任务。此外，就像容貌焦虑的承受者多为年轻人一样，感受到教育焦虑的家长也多为基础教育与学前教育学生的家长，且学生年龄越小，家长焦虑程度越高，鸡娃强度越大。众所周知，一件事越是从零开始，人们付出获得的回报总量越大，而越接近临界点，其投入时间与精力所获得的收益越有限。这也是为什么面对高考时，人们经常补习分数最低的学科，而非最擅长的学科。微小的分数差距需要更高强度的努力。同样，越是低龄学段学生的家长，越有充分的动力鸡娃，越能感受到鸡娃的成就感。因为越低龄的孩子其习得本领的空间与可能性越大，大脑发育成果的外显性越好。但即使这样，大学生的家长也并非没有教育焦虑，因为今天的竞争已延续到更高学历的获得、工作竞聘及隔代养育等，“努力不一定会更好，但不努力一定会更糟”的口号已深入人心。所以，内卷不仅表现为尽全力应对竞争，更表现为即使知道一些竞争不是必要性竞争，即使失败也不会与他人产生太大差距，但依然要竞争。因为主动退出竞争，在今天已经上升为一种道德约束式的规范，是个体“没用”的代名词。“身份政治”使人们虽然厌恶让自己焦虑的社会生态与竞争机制，但获得成功后，人们又享受由此带来的阶层“凡尔赛”，并将这种不成功之人的原因归结到不够努力、不够鸡娃等个体性要素上。

家长教育焦虑的前提性反思及

个体应对

（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16JYC0006 的成果）

当前，教育焦虑日益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每一位家长都或多或少地陷入焦虑的境地。事实上，教育焦虑一旦形成，就难以彻底消除，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抛开择校、学区房等引起焦虑的外在因素不谈，仅仅是学业焦虑就已经让家长焦头烂额，很多家庭承受着与自身经济能力不相符的教育支出，在精力上的投入更是不遗余力。教育似乎成了一个全民的竞技场，蔚为壮观。教育焦虑究竟是否理应如此？应不应该得到缓解？这些前提性问题似乎没有明确的回答。为此，有必要进行前提性反思，从中寻求个体的因应之道。

一、教育焦虑的普遍性

毫无疑问，教育焦虑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因素应该是形成教育焦虑的最主要成因。大量调查结果显示，家长的教育焦虑主要是针对子女学业成绩和未来发展的，而与之相关的品行等人格因素及身体健康、安全等并不会引起家长较高程度的焦虑。换句话说，家长主要是为孩子不确定的未来而焦虑。由未来发展引起的教育焦虑，实质上是将教育因素看成终身发展的核心和关键，通过教育投入来应对社会分配的不平等。无论是通过择校等方式选择优质的公共教育资源，还是通过校外培训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都是对这一点的确认。

然而，从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学校教育起初并不具备这些功能。较早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英国，很大程度是出于女性进入职场后难以全身心照料子女的原因。就当下的宏观社会背景而言，教育发展的不均衡现象突出，具体表现为教育分流提前、优质教育资源的作用效应不断放大等。加之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已经来临，劳动力市场对文凭学历达到了近乎苛刻的要求，如对第一学历、“985”“211”等的限制。家长们希望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确保孩子不被过早分流的要求，并不过分。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家长都会更积极主动地选择和参与教育。从个体的角度看，虽然教育焦虑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中产阶层，但这些年家庭教育焦虑作为一种倾向有普遍化的趋势。广大的乡村地区家长也有一定程度的教育焦虑，母亲辞工陪读便是最好的例证。“读书无用论”早已烟消云散。或者说，教育焦虑开始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二、爱的挣扎——追求自身教育价值的无力感

历经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有了较为显著的提升。他们或直接从受教育经历中获益，或目睹教育在阶层流动中所起到的作用，都寄希望通过教育实现代际间的社会关系再生产，也就是希望子女从教育中获益。家长不仅努力参与到教育过程中，更是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加大了教育投入。这是家长对自身教育价值的普遍追求。与此同时，在教育资源的供给侧，伴随教育市场化的改革，教育资源极大丰富，人们在公立学校教育之外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支配权。然而，家长在如何参与教育过程、调配教育投入方面并没有可供借鉴的标准，家长并不了解究竟应该如何运用家庭教育的主动性，往往是通过过度主导孩子学习或尽可能多地投入来获得内心的慰藉，从而引发出追求自身教育价值的无力感，也就是普遍的焦虑情绪。

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看来，焦虑是一种基本的情绪体验。既是情绪，就有非理性的一面。由于涉及自由选择和潜能的实现，焦虑是个体对自身独特性的最为本真的体验，这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标识出人与世界的深层的结构性关系。海德格尔直接将焦虑（“畏”）定义为人生在世的现身情态。处在焦虑情绪中的人，就会以焦虑的情绪看待世界。焦虑昭示着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正是在焦虑中，人意识到自身价值的缺失，也意识到自身自由的可能性。因而，焦虑具有非理性、现实性和超越性等多重属性。

就非理性而言，教育焦虑本身就有非理性的成分，通过理性的方式，诸如增加教育投入、选择优质教育资源等来弥补和缓解教育焦虑是难以奏效的。就现实性而言，教育焦虑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要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过分焦虑并不能解决问题。就超越性而言，教育焦虑体现着家长主动参与教育的诉求，不仅是一个作为社会性存在的自我想要给孩子做些什么，更是自主追寻自身意义的“爱的挣扎”。

三、应对教育焦虑的个体进路

个体的努力难以阻挡教育焦虑的社会洪流。教育焦虑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社会问题，具有衍生的性质。社会性的因素难以改变，但并不意味着个体在教育焦虑面前无能为力。由此，需要从个体的角度找到教育焦虑产生的根源，即社会因素在个体身上的作用机理。心理学家凯伦·霍妮将焦虑定义为一种存在于富有敌意的世界里，一个人所体验到的孤独感和无助感，并将童年期人际关系看作是成人焦虑的形成关键。由于亲子关系是个体早年人际关系的主要类型，亲子关系的失调便成了产生焦虑的直接原因。教育焦虑只是焦虑的基本情绪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这同时意味着，家长的教育焦虑会在代际间得到传承，影响孩子终身发展。

建立健康的亲子关系成为应对教育焦虑的首要问题。良好的亲子关系建立在沟通的基础之上。沟通虽然不一定造就爱，但任何的爱都必须经过沟通的考验。缺乏沟通，任何的爱都变得可疑。诸如“鸡娃”“虎妈”现象，都是父母按照自己的价值预设，期待孩子主动符合自己的预期，毫无沟通可言。与之相应，期望过高、照顾过度等都是缺乏沟通的爱，无法塑造良好的亲子关系。

教育焦虑是父母爱孩子的表现。只要爱是真实的，沟通就不会停止。但需要注意的是，亲子关系并不是对等的人际关系。父母是孩子的榜样，育儿先育己，要想培育出孩子健康的人格，家长就需要健全自己的人格，与孩子共同成长。如若不能做到，就会将成长的任务转嫁到孩子身上，陷入比较或盲从，造成亲子关系的失调甚至是敌对，不仅无益于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而且会增加孩子的焦虑情绪。

从社会阶层的角度透视

中产阶层家长的教育焦虑

曾几何时，教育焦虑问题已经从教育界内部的讨论议题转而成为整个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懂教育，但很多人都具有“家长”的身份。作为家长，自然是有诸多辛苦、委屈与无奈要倾诉。在笔者看来，其实教育焦虑的问题实际上主要集中在中产阶层内部。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前家长的教育焦虑问题就是中产阶层自身的焦虑问题在教育问题上的投射。

一、教育焦虑是中产阶层家庭的普遍焦虑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安尼特·拉鲁（Annette Lareau）曾经描述其在1993-2003 年的十年时间中，深入追踪了美国12 个来自不同家庭儿童的成长过程。他发现中产阶层家庭和工人阶层家庭在教养方式上有着显著区别。工人阶层家庭的家长更愿意在子女的教育过程中遵循一种被拉鲁称为“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growth) 的策略。在这种教育策略影响下，工人阶层家庭的家长并不过多投入干预子女的教育过程，而是把学校生活和课外活动的选择权交给子女。从教育结果上看，这导致工人阶层的孩子在争取有利于学业表现的资源、打造有竞争力的学业和课外活动简历时，不如中产阶层家庭的同龄人。反观中产阶层家庭，家长更愿意采取“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的教育策略。这些父母一方面更加积极地介入孩子的学校教育，为孩子提供校外教育，在老师心中留下积极印象等；另一方面紧张地平衡着投入子女教育的时间与自己工作的时间，为子女寻找各种实习机会时努力找寻社会关系，在全家范围内对子女上哪所大学进行持续性讨论和争辩等。

如果就这个问题继续思考下去，下一个问题接踵而来——为什么其他阶层家庭的教育焦虑并不明显？从大众一般性观点来看，越是底层的家庭向上跃迁的动机越强，越应该“鸡娃”。但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往往不会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产生太多的焦虑，一方面因为这类家庭承载的“温饱性生存焦虑”远远大于“教育焦虑”，另一方面处于社会底层的家庭对于阶层固化所带来的自我认命感更强。来自二本高校的学者黄灯曾谈到其学生及家庭从未希望通过上大学进入精英行列，而是早早就安于普通的工作和生活。与中产阶层家庭相比，底层家庭似乎还没有达到“教育焦虑”的层次。不得不承认的残酷现实是，“教育焦虑”也是有门槛的。中产阶层家庭刚刚跨进这道门槛，而底层家庭还站在门外。

二、教育焦虑是中产阶层家长们自身焦虑的投影

前段时间“家长退群”的新闻不仅上了微博的热搜，也受到权威媒体的关注。面对此事件，社会舆论更多关注的是家校关系紧张、教师职责边界等问题，却忽略了家长本身所表达的工作压力问题。中产阶层家长们承受着“996”甚至“007”的高强度工作，即使工作中没有差错，也承担着因年龄过大、行业萎缩等因素而被公司裁撤的风险。光鲜外表下，家长们的内心被深深的恐惧感和无力感所笼罩，自由市场竞争所带来的焦虑会不自主地溢出工作范畴，投射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这也是哈贝马斯所讲的“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所以，当前的教育焦虑问题也是中产阶层家长们自身焦虑的一个投影。

美国学者里韦拉曾经对顶级公司的招聘环节进行研究，他发现即使在子女毕业后，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仍然对他们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中产阶层家长们深知这一点，他们让孩子拼尽全力是为了让他们以追求个人成长、个人成就感为逻辑来面对未来社会；自己拼尽全力则是为了给孩子提供能够享受社会美学意义、表现力意义的“无用”活动，而非以现实功利逻辑考量问题。但家长的现实生活是仅仅能够保全自己的工作职位，避免被所在阶层无情地抛弃。所以家长深刻感受到辛苦的现实，当然不希望子女未来重蹈自己的覆辙。能够留给子女一个更好的基础，成为了他们人生的重要任务。于是他们不顾一切地抓住任何可能的“稻草”，即使面对巨大不确定性的未来和有可能拖垮自己的教育支出依然义无反顾。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通过分析教育与社会地位的关系提出，随着总财富的增长，在物质的或财务上的有形资产外，社会又产生了一种职业地位上的无形资产，即闲职。这些闲职的获得，在过去是凭公开的等级身份，而在现今社会则是文凭（证书）。说的直接一些，人们花钱上学校并不真是为了学什么，而是为了买一个更好的社会地位——一个闲散职业。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产阶层的家长要让子女考取各种各样的证书，即使这些并不一定是子女真正感兴趣的，但作为这套规则的窥探者或既得利益者，他们一定要让子女加入这场注定“内卷化”的竞争。

三、“解铃还须系铃人”——中产阶层“教育焦虑”的解决之道

中产阶层是社会结构的中坚力量，也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想要解决“教育焦虑”问题，还需要从中产阶层本身入手。第一，中产阶层家长们需保持适度的“教育焦虑”。过度的“教育焦虑”可能会使家长和子女都陷入压抑的状态，而适度的“焦虑”反倒体现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应然性重视。教育本身并不只追求最终的结果，更强调过程中的成长体验。过度焦虑的后果只能将教育不断工具化，使教育沦为满足家长实现其无限欲望的手段。第二，中产阶层家庭需建立充分的沟通机制。在“教育焦虑”问题的讨论中，人们对子女的主体意识讨论呈现缺失状态，没有人关心受教育者的感受和想法。中产阶层采取的“协作式养育”确实使得家长更多介入到子女教育中，但人们也需警惕“教育焦虑”成为“家长控制”。家长在付诸“鸡娃”行动前，应该在自己的中产阶层家庭中进行充分的家庭沟通，把子女教育当作整个家庭的共同责任而非家长的单方责任，以家庭关系的确定性对抗未来的不确定性。第三，中产阶层总体要形成符合自身条件的“教育观念”。中产阶层处于各个阶层的交汇处，经常受到其他阶层的影响。在应对“教育焦虑”问题时，既把目标定的过高，又无力承担实现的成本，进一步加剧了焦虑的程度。因此，中产阶层应遵循符合自身条件的教育观念，“名符其实”才是健康可持续的教育策略。总之，“解铃还须系铃人”，在这场阶层流动的行动中，中产阶层自身也会形成淘汰机制，那些真正符合中产阶层之神，而非仅具有中产家庭之形的家庭其本身蕴含着解决自身问题的巨大能量，并非社会所呈现的那样心力交瘁。相信当中产阶层意识到并发掘自身力量时，教育焦虑问题将会在阶层的发展中得到解决。

从校外培训机构叙事的视角探析家庭教育焦虑的形成

在当下中国的教育焦虑话语体系中，校外培训机构是一个绕不过去、不能回避的话语要素，既是教育焦虑的构成性要素，也是教育焦虑的引发性成因或继发性结果。更精确地说，是校外培训机构的相关叙事而非校外培训机构这个实体本身，对同属于意识和认知领域的教育焦虑具有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校外培训机构叙事，指的是有关校外培训机构的流行话语、故事、图片等，及其中所表达出来的情感、价值。整体来看当前我国的校外培训机构叙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中每一种类型都或多或少地加剧着中国父母的教育焦虑。

 一、校外培训机构作为被治理对象引发焦虑

在校外培训机构的官方叙事中，校外培训机构是被治理的对象，这在根本上引发了教育焦虑。在教育部官方网站输入“校外培训机构”，其密切关联词为“整治”“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规范”等。当然，国家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整治规范是必要的、合理合法的，也是从根本上对家长权益的维护和保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叙事所明示和暗示的是：校外培训机构是不规范的、不专业的、具有欺骗性的，是“有问题的”。那么对每一个家庭而言，它与校外培训机构的交往会带来双重焦虑。一是，因官方叙事所天然具有的权威性使然，家庭会将校外培训机构整体性地视为“有问题的”，但因主客观原因又不得不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训机构中，对家庭而言，其心态很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意味，焦虑便在“明知”和“偏向”之间滋生。二是，在“校外培训机构有问题”的整体性认知下，家庭自然会希望在众多的校外培训机构中寻找问题最少的那个，但一方面是家长自身的知识匮乏，另一方面也存在机构有意制造的“信息茧房”现象，哈耶克所言“必然的无知”在这里客观地存在着，家庭对具体校外培训机构的选择，其实是在不确定中探寻一种确定性，对选择风险的焦虑便产生了。再进一步而言，官方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叙事，所表明的态度是对校外培训的“不主张、不提倡”，这在“最好的教育是陪伴而不是培训”“最好的教育在家中而不是培训班”等官方叙事中被一再推介，在这种叙事之下，“送孩子去培训班是对理想教育的背离”“报班不是称职的父母行为”成为一种强势话语，也进入到家长的教育认知中。于是，家长们一边积极寻找更好的培训机构，一边又不断地怀疑自己的报班行为，这种对自身行为的怀疑造成根本上的教育焦虑。

二、校外培训机构作为孵化器的宣传引发焦虑

在校外培训机构的本体叙事中，校外培训机构“牛娃”孵化器的功能宣传，诱惑了“普娃”父母的“牛娃”野心，在日复一日的“鸡娃”行为中滋长着教育焦虑。打开校外培训机构的官网，“好成绩，有人帮”“让孩子爱上学习”“培养元认知”“双师贴身辅导”“让孩子主动学习”“快乐、梦想、成长从这里开始”等等映入眼帘，直击家长们的养育痛点，抬高了家长们的教育期待。在家长们不甘心自己的孩子只是个普通人的心态之下，童年没有了池塘、知了和秋千，只剩下一个又一个的培训班。要知道，机构学习是组织性的、制度性的，有严格的日程安排和时间规定。“童年机构化”意味着家长要陪同孩子在不同的培训机构和学习内容间辗转，再加上其自身工作和生活的牵扯，导致家长倍感“事情多”“时间少”“要求高”但却“一个都不敢少”，日常教育焦虑产生。然而，真相却是，家长虽然疲惫不堪、超出己能来培育“牛娃”，最终却不得不面对“孩子本是普通人”的现实。接受现实者，不禁为失去的亲子温情和孩子的快乐童年而追悔而焦虑。不接受现实者，极可能踏上报更贵的班、上更多的课的不归路，使教育焦虑更持久。

三、校外培训作为“好”父母标配引发焦虑

在校外培训机构的大众叙事中，校外培训机构是“好父母”的标配，这种教养假设使父母不堪重负、焦虑丛生。朋友圈是当下大众叙事的重要载体，打开任何一位有娃家长的朋友圈，无论是真实世界中的朋友父母，还是网络世界中的陌生父母，论及孩子，无论是抱怨接送之苦、辅导之累，还是炫耀孩子的才艺与证书，任何一个敏感的家长都能在这些叙事中发现“校外培训机构”的身影。该词汇频率之高、覆盖之广，有效形成了一种“无娃不上培训班”的集体认知。如果孩子没有上培训班，一部分家长是要进行合理性辩解的，而大部分家长会觉得自己是不称职的家长，并马上着手给孩子选择培训班以作为补偿。除了这些碎片化、生活日记似的大众叙事，还有一类大众叙事相对完整且富有故事性，如“疯狂的黄庄”“5岁牛娃简历走红”等热点文章。与发布者期望家长有所反思的初衷相异，家长们看到的是“无所不能的陪读妈妈、陪读爸爸”和自惭形秽的自己。这种叙事实际上充当了剧本的角色，在家长读者们犹豫徘徊、不知道该如何行动的情况下，他们想起了叙事并扮演其中一个角色，期待着叙事中的结果发生在自己身上。此时，叙事形成了社会规范，部分支配着家长的活动。正如康德所言，“合乎”道德的行为与“出于”道德的行为，其根本的差异在于前者并非主体自由意志的结果，它只会加深主体对自己的否定。为了成为好父母而把孩子送进校外培训机构，教育焦虑在这种行为出现的同时便开始了。

在校外培训机构的多维度叙事中，我们看到了家长的教育焦虑是如何形成的。但这并不是让校外培训机构承担家长教育焦虑的原因。我们的主题词是叙事，而非校外培训机构实体。当然，校外培训机构并非无辜者，国家还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化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市场监管，培育说真话、干正事的校外培训机构，使其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然而，最为根本的还是家长有意识、有能力超越校外培训机构叙事，要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和教育修养，拥有教育的定力，不盲从不被蛊惑，时刻警惕过度的功利心，知道什么是自己真实的教育需求。

家庭教育焦虑作为社会综合征的治理逻辑

当前教育焦虑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教育焦虑产生的社会背景和认识前提。教育焦虑直接反映出了社会优质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反映着教育系统运行机制存在的线性逻辑以及教育评价中的不科学导向；它还反映着焦虑主体过度参与教育实践，凸显应试教育的“共谋”。教育焦虑的实质是家长对儿童未来发展确定性追求过程中所遭受的失控状态。

在优质教育资源供需失衡的前提下，教育评价的不科学导向形成了“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这也暴露出在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中存在着一条应试教育的线性逻辑，这在家长看来就是一条实现社会流动的确定、可控的路径，甚至可以说是“捷径”。当越来越多的家长视其为唯一路径并不断涌入时，这条路径通往预期结果的确定性和可控性变得越来越小，家长便陷入了一种失控状态，教育焦虑应然而生。

教育焦虑不仅仅是个体的一种状态表现，而且还是一种社会综合征。它是在优质教育资源供需暂时不平衡条件下，由教育评价的不科学导向、家长过度参与教育实践共同引发的。教育焦虑的缓解要从资源供给、教育评价、家校共育等方面入手，整体行动、综合治理，积极营造家校社良性循环、充满活力的协同育人环境。

一、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优化优质教育资源供需关系

优质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是产生教育焦虑的前提条件，加剧了资源通道的局部“拥堵”，“剧场效应”不断提升竞争门槛，教育资源的激烈竞争造成了人们资本博弈的失控。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优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结构、改善优质教育资源资本博弈状态是缓解教育焦虑问题的关键。对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的满足需要从供给的增量和结构两个方面来入手。从增量而言，一方面坚持新发展理念，探索教育高质量发展规律，加快转变教育发展方式，从增量发展逐步转向优质发展，不断探索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融合运用传统与现代技术手段，切实提升教育质量，进一步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激发学校办学活力，鼓励学校特色发展，破除阻碍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制度性、机制性问题，有效形成教育高质量发展模式。另一方面鼓励社会力量办优质教育，完善分类管理制度，建立差别化政策体系，放宽办学准入条件，创新财政扶持方式。同时，规范社会力量办学行为，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渠道，创新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增量方式，努力形成优质教育资源多元供给格局。从结构而言，合理规划优质教育资源多样化建设，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不断优化优质教育资源空间布局，实现优质教育资源最大范围覆盖。

不科学的教育评价是产生教育焦虑的机制基础。教育评价中的“唯”导向机制逐渐形成了社会与教育互动的线性逻辑，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应试程度在这一逻辑循环中不断加剧。这种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必然促使人们寻找提升分数的最佳途径，即占有优质的教育资源。教育焦虑便在过度追求优质教育资源和优质文凭获取的非必然关系中产生。要缓解教育焦虑就需要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破除人才培养与选用实践中的线性逻辑，即依靠分数、升学和文凭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分配和社会流动。一方面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确保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阻断和改变仅仅依靠分数、升学和文凭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分配和社会流动的逻辑链，合理引导人们的教育追求。另一方面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大力推进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建立“职业高考”，完善“文化素质+ 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职业教育地位和人才培养水平，实现教育“两条腿”走路。

三、探索家校共育模式，合理规范家长教育实践的作用

家长过度参与教育实践是产生教育焦虑的直接原因。随着家长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呈现出科学化、精细化特点。家长合理参与教育实践能够实现教育效果最大化，但是当前家长的功利化观念和行为在教育实践中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对儿童的“额外教育”已经逐渐构成了教育实践的一部分，并不断凸显和加剧着教育实践中的“应试”程度，其中，校外培训机构疯狂发展就是家长过度参与教育实践的直接表现。家长甚至逐渐成为儿童教育的“设计者”，他们了解教育与社会互动的线性逻辑，能够“巧妙”运用运行规则，为儿童在竞争中不断积累优势。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断深陷“应试”泥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教育焦虑便在这一过程中产生。要缓解教育焦虑就必须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扭转家长不科学的教育观念，合理规范家长在教育实践中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家校沟通机制，增强家长对学校教育的信任，改变家校“共谋”实施应试教育的关系模式，探索良性互动的家校共育模式，明确家校各自在教育实践中的地位、作用，确立在高质量教育实践中家校良性互动和合理关系的边界，建立充满活力的家校关系。

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这必然意味着优质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将会得到大幅改善，教育焦虑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前提条件将得到根本改变。2020 年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从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社会五类主体入手，彻底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人才培养与选用实践中的线性逻辑也将会得到改变。当教育焦虑产生的前提条件和机制基础不断发生改变时，教育焦虑并不会自动消失，家长需要自觉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摒弃功利化思想，科学合理地规划适合儿童发展的道路，这样才能使自己从过度参与教育实践的焦虑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