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领域认为，35岁以后生育的女性即为高龄母亲。本文中高龄二孩母亲是指在国家开放“全面二孩”政策之后，重启生育计划、生育二孩的年龄在35岁以上的母亲。随着“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全面三孩”政策的相继实施，“险中求子”的“高龄追生”现象日益普遍。在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左右家庭中，60%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1]“80后”母亲纷纷响应号召，而作为即将“奔五”的“70后”，也赶上了“全面二孩”的春风，但同时也面临着身心、经济、教育、家庭等多重挑战。已有研究表明，受身体年龄等风险因素影响，高龄二胎孕妇自我效能感显著低于适龄组，且应对压力的能力不足[2]；在“70后”家庭中，有的大孩已上小学或初中，有的甚至已上高中或大学，这使家中两个孩子的年龄差达十五岁以上甚至二十岁，其家庭生态系统发生了微妙的调整与变化，同时也对父母教养方式提出了全新挑战。相关研究发现，“70后”“80后”的二孩妈妈在抚育中存在精力不足、经济压力大、迫于现实回归家庭、不良情绪凸显、在子女教育中面临困惑等问题。[3]本研究试图还原“高龄追生”二胎母亲个体生命的真实体验，通过现象学研究范式，探寻其生育、养育背后面临的教养困境，以期为多子女家庭相关政策和服务举措的制定提供研究支持。

1.资料搜集方法

以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方法为指导，通过半结构式深入访谈法搜集资料，试图还原高龄二孩母亲孕期、产褥期真实生活体验。研究者向被访者介绍研究目的、方法和保密原则，获得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确定每次访谈时间和地点。

主要访谈内容有：选择二孩的原因、做决定时有哪些顾虑、影响心情变化的关键事件、大孩在期间的变化和表现、主要面临的困难和调整、身体状态的变化、希望得到的帮助和支持等维度。访谈过程全程录音并记录关键事件、背后缘由及影响，并通过观察记录访谈过程中有意义的非语言行为。访谈过程中视情况进行追问和删减。每次访谈持续40～50分钟。访谈纵向时间跨度为孕期到孩子出生后第二年，整体时间跨度为2021年1月～2022年9月。

2.资料分析方法

采用传统内容分析法对资料进行整理分析^[5]，将录音资料转为文字，共计116345字。具体步骤如下。（1）阅读整理原始资料：逐字转录受访者陈述的所有内容，包括语言及神态、语言停顿、叹气、流泪等非语言表达。（2）寻找资料意义并进行编码：将资料拆散、逐行分析、重新组合，标注出资料中的重要意义，进行开放式编码。（3）编码归类确定主题：将相似或相关的编码归类，形成类别和子类别，最终确定主题。编码采用人工编码和Nvivo11软件相结合的方式。为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资料分析阶段另邀请1名未参与研究且熟悉质性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参与，且所有研究者在访谈完成后需独立反复听取录音并在24小时内转录，对已有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和整理后，将文本资料返回与受访者确认，直到受访者认为真实、全面、完整后，形成此文。

“高龄追生”家庭无论是计划怀孕还是意外怀孕，都会面临着背后复杂态度下艰难的选择。从孕妇自我视角出发，主要从对新生命的珍惜、孩子“离巢”后的“空巢感”、身心健康状态、一孩的顺利生养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的结果。

在被问及孕初期如何下定决心时，W3坦言是出于对新生命的珍惜：“生命真的来之不易，老天既然把他送到我这里，我还是希望能把他平平安安带到这个世界上，感受世界的美好，否则真对不起肚子里的小生命。”每当谈到新生命，W3女士总是眼里有光，饱含深情；W1表示希望能再多一个亲人：“大宝在外地读大学，逢年过节才回来，而且大宝还没有男朋友，距离抱孙子也还要个十来年，现在家里总觉得少了些生气，正好政策也放开了，也想让大宝以后多一个亲人。”W7表示时间精力的相对充沛：“因为孩子读大学后相对比较自由，也不喜欢打麻将，正好有时间。”W7自从大女儿异地求学后，开始学习成人民族舞，还加入了当地的徒步队，同时也加入了社区的广场舞组织，在强身健体的过程中增强了对自身体力和养育能力的自信心；W10表示和大宝的顺利养育有关：“我不觉得现在养小孩很困难，老大就很乖很好带，学习成绩也一直不错，而且我们也没想培养一个多么优秀的人，只希望宝宝能健健康康地长大。”

从背后的家庭视角而言，主要顾虑来自人力物力等二孩抚养条件，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对高龄二孩家庭在工作、二孩教养、中年压力等方面所需要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支持。

W7坦言因为一直注重养生和锻炼，也会定期体检，所以对自己的身体挺有信心。而当时顾虑的主要是经济压力、教育资源问题及无人照料问题：“我真的挺想要的，只是害怕家里人不能接受，自己退休工资较少，所以主要收入由爱人一人承担，压力比较大。都想给孩子提供一个较好的学习条件，但私立的高级幼儿园收费太高了，普通的公立幼儿园又很一般，好一点的根本进不去；另外也担心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家里老人也较为年迈，抛开照顾老人的义务不说，他们觉得从头来过太麻烦、辛苦，也并不支持我生，好在老公和大宝还是尊重我的选择。”W5、W6对养育的经济和人力成本也有相似的顾虑。

在经历了一系列感性与理性的权衡后，高龄产妇们开启了“高龄追生”之路。在此过程中，受到传统家庭分工影响，多数中年父亲由于事业繁忙，自顾不暇，独立的中年二孩母亲在胎教、舆论压力、情绪情感支持等方面再次面临考验，而大宝的协助作用不可忽视。

期间，W1的大宝为母亲挑选了很多育儿方面的书籍，也辅助W1进行了听音乐、读绘本、和胎儿对话等胎教活动，还会陪同进行产检。但在医院有人问大宝多大时，母亲曾面露难色，告诉大宝：“不要理他们，或者你就说自己还在读大学（其实已毕业并即将读研了）。”而大宝也第一次间接经历了怀孕的整个过程，认识到母亲的不容易，也给予了母亲力所能及的教育和情感支持。W9曾为孩子父亲买过教育类书籍，孩子父亲却几乎从未认真翻阅，W9则经常阅读专业书籍，并用铅笔进行勾画学习。W5在孕期也表现出十分积极的学习态度。然而多数孩子父亲在此阶段做得并不够，白天忙于事业，晚上回到家也未与孩子母亲有充分的交流，唯一表现出的关心是查看体检报告。W4说：“那段时间我们还不时会因为一些小事吵架，虽然我也知道他一直就那副样子，但真的很担心到时候生一个‘怪胎’。所以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否则后果真的非常可怕。”W4眼里的丈夫还不够包容自己，更没有表现出特有的关心和温暖。W1表示虽然能理解丈夫事业上的压力，但由于孕期生理变化等因素，自身的情感需求也愈发浓烈，更多的是朋友和女儿的倾听、陪伴和支持帮助自己顺利地度过了孕期。

由于“高龄追生”家庭成员年龄构成的特殊性，常常导致家中育儿人力不足。对新生命的长远期待与眼前嗷嗷待哺的婴儿现状形成鲜明对比，极易导致母亲产生无力感、懊悔等负面情绪甚至出现情绪失控的现象。为此，不少家庭去月子中心高价请来了育儿嫂，育儿嫂的存在对于父亲角色中家庭责任的分担起到了极大的心理作用。然而，对于仍在受体内激素水平摆布的母亲而言，心情虽是五味杂陈，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丈夫失职的抱怨。

W1表示对月嫂在自家的言谈举止十分不满：“她当时用我们家的东西眼睛都不眨的，还专挑贵的用，当时还问我贵一点那瓶洗发水放哪里去了，哪有这种人啊！都怪他爸请了个什么怪人来我们家气我！”然而据W1女儿反映，母亲之前并不是一个爱计较的人，孕期的表现或许是自身生理和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W2回忆：“当时也不知向谁诉说，他爸只是按照自己的理解行事，缺乏倾听和沟通，他根本不懂我这时候的真实心情！”由于缺乏与家人的沟通，尤其是与孩子父亲的沟通，在此阶段，W2除了开始变得容易生气，喜欢抱怨、自怨自艾，也对于身体恢复丧失信心，对于未来育儿的无力感日益增长，以至于对于眼下的婴儿，根本还没什么感情，甚至产生过送给他人抚养的想法：“我这身体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好起来。幸好后来有好朋友来看我，听我诉苦，最后还是靠我自己慢慢调整，才走了出来。”在产后半年，尤其是前三个月，W2几乎不亲自带孩子，除了每天“监管”月嫂的行为，W2很少与婴儿进行积极互动。据视频观察，月嫂经常和婴儿进行对话，婴儿见到月嫂也会有较为兴奋的肢体动作和眼神交流，但与W2却似乎没有那么亲近。

帮助“高龄追生”产妇们走出产后抑郁的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婴儿健康成长带来的喜悦和满足。产后三个月后月嫂离开，W2女士承认，在一天一天与小宝相处中慢慢培养了对他的感情，在见证小宝成长的过程中，W2脸上的笑容慢慢变多，在和笔者电话语音时，分享的故事也越来越多，言语间总是嘴角上扬。每当分享到二宝学会说话、走路等“阶段性成果”时，总是带着激动兴奋又骄傲满足的语气，此外，终于在半年后发了第一条晒娃的朋友圈：“姐姐给弟弟买了好多书哦，可以看好久啦！”

二是逐步建立了二孩教养效能感。W5表示渐渐重新适应了婴儿母亲的角色，在与二宝的相处过程中，能越来越自如地应对其需求和反应，也能对其情绪情感和一日作息等方面有较好的把控：“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让他干什么，也给他形成了一些规律，这样对他也好，对我也省力。”但另一方面，W7表示时常也会怀念以前的娱乐生活：“我已经完全没有了个人的自由时间，全天候围着宝宝转，连饭后广场舞都成了奢侈。”若某一天孩子父亲下班回家较早，W7能有时间去跳广场舞时，她便非常兴奋、开心，像一个可以放飞自我的孩子。

但在自我效能感逐渐增加的同时，“高龄追生”产妇们也存在一些育儿困惑，这主要表现在对二宝的抚育方式上。W6：“因为养大宝还是挺顺利也还算优秀，所以遇到相同的问题也会不自觉照搬已有经验，但好在现在的条件肯定比以前好多了，比如高级奶粉取代了以前的手工豆奶粉，我们也省了很多事。教育方式上基本上也是用以前那一套。”W6表示也了解一些新的育儿方法，因而有时也面临选择困难、家庭教育一致性不足的问题：“像小孩要不要还手这种问题，以前是教大宝有人打就要还手，现在开始怀疑这样到底对不对，我和爸爸常有不同的意见，有时还会因此吵架，他没时间带孩子还对我指手画脚，真是让人心累。”此外，部分母亲对长子女有了更多的期待。几位孩子已上大学的母亲表示，长子女会在寒暑假回家共同生活，此时也希望大宝有时间多与二宝相处，培养感情，也替家里分担一些压力。但当W1家的二弟开始乱翻大姐的抽屉或将大姐拖鞋乱扔时，W1总会和大姐讲：“你是不是他亲姐姐了？这点事情都不能忍让和原谅？他才多小啊！”W10也认为长女应当多承担一些教养义务。可见几位母亲均存在一定的“长子如父、长女如母”传统思想。

“全面二孩”政策是继“单独二孩”政策之后，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完善，旨在对于当前较低生育率起到一定的缓冲与调节作用。但已有研究表明，目前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普遍不高^[6]，由于受到生育观念、生育成本和母亲个体因素（年龄、受教育程度）的制约，表现出了较低的生育意愿^[7]。

高龄夫妻经过多年的积累，往往在育儿经验、生育成本上存在一定优势，在“全面二孩”政策之后，“高龄追生”行为常与家庭人丁兴旺、儿女双全等强烈心理意愿有关。有研究显示，我国老年人群中空巢家庭的比例为31.8%^[8]，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老年人群需要长期提供慢性病的照护，且照护者面临着心理、生理、社交及经济多方面的压力^[9]。

不难看出，因担忧自身和子女未来的生活状态而选择“高龄追生”的家庭也自有其考量。但研究表明，对高龄生育人群而言，年龄是增加妊娠风险的关键因素^[10]，不能将身体好等同于生育能力好。若是计划怀孕，要提前做好科学的孕前检查及医学咨询；若是意外怀孕，应谨遵医嘱并作出理性决定，严格做好定期的产前检查。此外，养育二孩的经济压力与生育二孩的选择权利之间也存在配置的合理化问题^[11]。因此要对潜在的经济和身体风险有心理准备，做到对自己和胎儿的健康负责。在护理时可通过组织相关理论知识学习等方式，帮助“高龄追生”母亲加强其对自身风险的认知。

与此同时，高龄二孩母亲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持和理解。社会层面应当减少对“高龄追生”的偏见，例如不用异样的眼光看待高龄二孩孕妇，不随意为其贴“重男轻女”等标签，给家庭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对于丈夫或家人，需摒弃传统生育性别观念，为女性再生育创造较为宽松的家庭环境，照顾好自身健康，或是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就是对中年夫妻家庭最大的支持。

二宝的出现，打破了大宝长期的独生子女生活，家庭生态系统也发生了变化，家庭成员的身份变得更为多元，需要处理更多层的家庭关系。而长子女也多了一层“大哥哥大姐姐”的身份。在“高龄追生”家庭中，长子女对以往较长时间的独生子女身份产生固化，难以适应新的家庭角色及家庭任务。且其思维认知发展水平常与二宝差别较大，青春期的长子女有自己的交友圈、学业压力，与同胞互动较少，加之身为独生子女时对家庭中各种资源独占的生活经历，会对同胞关系会产生一定消极的影响。研究发现，年龄差为8～13岁时，相较于0～3岁年龄差，长子女更容易发生情绪和行为问题。^[17]Damian等对37700名美国高中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家中长子女出现情绪行为更多。^[18]这可能与长子女正值青春期或人生关键转折期，学业、就业压力及人际压力带来的心理压力有关。

研究发现，长女在亲历母亲孕育过程后，更知新生命的来之不易，对父母更加感恩、孝顺、包容，同时较大的年龄差也使得长女更有家庭责任感。推测同胞关系还可能与长女的气质类型有关，已有研究表明，困难型气质的长子女在面对二孩时，更容易出现焦虑、退化等情绪行为问题，同时更容易表现出不接纳二孩的行为。^[19]本研究中长女性格均较为外向开朗、懂事，在二孩问题上也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因而在护理时，可通过邀请专家授课、亲临指导等方式，加强“高龄二孩”家庭科学育儿指导，包括护理知识及育儿课程等。在“高龄二孩”家庭中，大宝可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在母亲孕期搜集信息、日常陪伴上给予一定帮助；产后，大宝可进一步调整自身身份角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既充当童心未泯的哥哥姐姐角色，又承担部分的家庭责任，如分担家务等，既给婴儿以同辈陪伴的快乐，又给予成人式的任务分担，在参与中感受家庭成员之间的爱和责任，培养家庭责任感。但需注意的是，大宝双重身份的切换也需要适应期，应避免“长兄如父”“长姐如母”等传统思想给大宝造成过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经济压力，否则将不利于家庭的和谐和大宝的健康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指出，需要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以全面做好家庭教育工作。“高龄追生”家庭因子女年龄差、父母年龄、祖辈年龄等因素，面临较为特殊的家庭生态环境，也削弱了代际间的互助能力，祖辈给予的帮助支持减少，孩子抚养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增加，育儿难度增加。

有研究表明，入托难是二孩家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0]。一方面，相关部门应提供更普惠、优质的托育资源，更具精准性的保健、养育服务，通过改善师资水平、降低学费，解决就近入托入园问题，加强思想宣传、改善社会舆论环境等方式，为“高龄追生”家庭提供更便利适宜的育儿资源；另一方面，国家应当通过构建完善的家庭支持政策，提升家庭发展能力^[21]。需加快落实各地区生育假期、生育保险、生育津贴等政策。“高龄追生”二孩家庭中父亲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母亲也面临着更大的身心考验，生育风险相对更高，专门的生育补贴能起到一定的帮助和抚慰作用，激励二孩家庭的信心和勇气。

应当增加儿科门诊和资源，同时充分利用社区医疗护理资源，开展社区延续性护理，改善高龄母亲的生育困境。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理论表明，家庭外部的生态系统便是社区。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社区可设立家长学校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以及家长学校等方式，提供家庭教育支持。具体而言，社区可整合社区资源，为高龄二孩母亲提供特定的亲职教育，引导高龄二孩母亲辩证看待已有经验，注重对陈旧教育误区进行科学澄清。例如，通过举办社区课堂、育儿书籍共读、专家咨询会、社区亲子活动等方式，组建社区二孩家庭学习共同体，为高龄二孩父母创设良好的学习和就近社交空间，引导父母学会自主学习，提升教育一致性，并在加强交流、互相倾诉的同时，积累科学育儿经验，从而提高教养效能感。

本研究通过质性研究了解了“高龄追生”母亲的生命体验及其生育、养育困境。研究从高龄二孩母亲孕初期的信心和选择、孕中后期的支持与适应、产后抑郁的困难与应对、育儿期的满足与考验等不同阶段，纵向呈现其生育抉择、养育困境等真实体验，并从“高龄追生”是理性而慎重的抉择、“高龄追生”二孩的父亲缺位现象、大宝具有多元化家庭角色、通过多方支持提升高龄二孩父母教养效能感等角度进行分析讨论，提出相关建议。

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中的一孩均为女孩，未来研究需注意一孩性别平衡问题；此外，本研究仅从母亲及大宝的视角进行观察、访谈，未来可考虑融入父亲视角。总之，医护人员在了解“高龄追生”母亲生育、养育真实体验及困境背景的基础上，便于开展更具针对性的孕产妇健康管理及心理干预，为“高龄追生”家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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